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2018版)

[日] 小津安二郎
图片 小津讲如何拍电影 止庵 终导演小津安二郎一生,虽然在日本影坛地位显赫,继沟口健二之后更成为首屈一指的人物,但与沟口和黑泽明等人不同,他的电影受众基本上一直局限于日本,到了晚年,日本电影界更有批评指他过时了。然而时至今日,若列举世界电影史上最具普遍性和永恒性的作品,我们恐怕首先就要想起小津,所提到的还会不止一部——如《东京物语》,而是很多部。这倒好像让“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的话变得有几分道理了。维姆·文德斯甚至说:“如果我来定义为什么发明电影,我将这么回答:‘为了产生一部像小津电影那样的作品。’”有的导演令人敬畏,小津则使人觉得亲近——我是说,使处于完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觉得亲近,而且深深为之感动。这种感动还不是“一次性”的,小津的电影最当得起“常看常新”、“愈看愈深”了。 不过在世界级大导演中,最容易被误解的就是小津。观众即便认为他好,也未必真正看出他的好,他的好可能另在别处;或者说,兴许看到的只是表面,深藏其下的才是他用心所在。所以看他的片子之外,大概还有必要听听明眼人的点拨。有关小津的评传、论著不少,已先后翻译出版佐藤忠男的《小津安二郎的艺术》、唐纳德·里奇的《小津》、田中真澄的《小津安二郎周游》和莲实重彦的《导演小津安二郎》,都很有分量,里奇和莲实所著尤其精彩,即便我们把小津的电影一看再看,也很难比这两位分析得更细致、更深入和更周全了,尽管莲实对里奇的意见不尽认同。现在小津文章和访谈的汇编《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一书又译介了过来,不妨再听听他自己如何说法,也许比研究者们更能揭示小津电影的奥秘,亦未可知。 相比之下,小津所说更其明确,没有那么复杂。他是实践者,不是理论家,往往只述事实,不讲道理,或者从事实层面上去讲道理。譬如关于有名的低机位拍摄,小津解释说:“我是好恶分明的人,作品会有种种习癖也是没办法。其中之一是摄影机的位置很低,总是采取由下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