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二零二五年四月初的一天，八点一刻，我走在北京西二环的胡同里。 和我那五环外的出租屋地界儿不同，这里似乎没有什么早高峰，人们----主要是老人，迈着慢吞吞的步子，出来遛弯儿，买早点，或者已经被家人搬出来，挨着门口那经年累月的石墩子，晾晒着自己。 树，高大的，我叫不出名字的树，大部分还在抽芽。北京的四月是一个冬天和夏天无缝连接的月份。阴暗的墙角或许还有冻土，但个别的植物已经花开富贵了。 确切地说，春天也是存在的，但转瞬即逝。 我是来采访一个作家的，不太知名，40岁了。据说她最近有一本小说要和顶流艺人合作。 我的东家，两个35岁的女社长，派我来“先下手为强”，在她还没火之前采访到她，这样咱们这个小而绝----濒临灭绝的纸媒才能有机会踩中风口，延缓最终倒闭的时间。 但上一次我们采访的一个事业上升期的女演员，如今也销声匿迹了，真为我的这个采访对象感到担忧啊，毕竟在这个出名要趁早的年代，在这个deepseek都会写诗的年代，40岁是个太晚的年纪，哪怕是对于作家来说。我并不想来，觉得在浪费自己的时间，虽然我的时间也并不宝贵，我常常把它们浪费在打游戏和发呆上。 然而我的社长们喜欢她的小说。 我的社长们是押上全部身家-----50万，来做这个女性杂志的，她们视死如归的创业精神感动了我，尽管我不知道下个月会不会辞职，会不会离开北京，但我还是勉励自己，在那之前要对得起东家发我的六千块月薪以及一台二手iPad。 但我差点被狗咬了。 我按照社长给的地址穿过七八条长得差不多的胡同，在迷路之前找到了那个门牌号，进去一看，简直是被轰炸过的叙利亚。 我对老破小平房区是有心理准备，可没想到比我想的更夸张，到处残垣断壁的，我怀疑自己找错了。 就在这时，我看到一面红色的墙，不，是被泼上了红漆，墙上有一块牌子写着三千家，没错了，我的采访对象叫宋三千，尽管三千家三个字被人用红笔打了大大的叉。可是门在哪儿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