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PREFACE 为什么创新人才与创新业务难以涌现 动荡时代最大的危险不是动荡本身，而是仍然沿用过去的认知逻辑做事。 ——彼得·德鲁克 缘起：为什么写作此书 问题开启思考，答案终止想象。 当我们在追问“为什么”时，实际上是在探寻事物的目的、根源与本质。这一追问的价值在于，它引导我们深入挖掘问题的内核，推动我们进行更高层次的思考——上层思考、上位思考乃至高维思考。 1997年，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在《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成功的大企业往往面对“颠覆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时容易失败？ 200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看望钱学森时，后者提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创新人才？” 2022年，我尝试着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创新人才与创新业务难以大量涌现？至于它是不是一个元问题（meta-question），我留给读者评判。这个问题的提出，源于我有幸参加国家自然科学重大课题“创新驱动创业的重大理论与实践研究”（72091313）。在调研、研讨与思考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创新驱动创业的确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然而，我心中却浮现出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在驱动创新？自此，我开始试图从组织微观层面，探寻“钱学森之问”的答案，这也成为我写作此书的初衷。 2024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他们的研究聚焦于“制度如何影响国家繁荣”这一核心主题，深入分析了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的差异。研究得出结论：国家繁荣来自包容性制度，因为它鼓励创新创业，保障投资者回报，确保市场竞争公平，避免垄断行为，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