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耳朵，三份好运 在一九五四年或是一九五五年，我决定写个故事。我已经写了些不错的段落，里面有些一流的句子，但我既不知该如何将男男女女们写成文字，也无法在那些零散的碎笔中找到故事。从孩提时代起，我就一直在写诗。我最为浓厚的阅读乐趣都集中在诗歌上。 但在一九五四年或是一九五五年，我必须得用某种全新的方式，来讲述生活在那个年代的男人与女人。有些知识正创造出真实可感的压力，或许就压在我胸口正中——或许就在心脏的右侧。我开始承受小说家的痛苦：听着！我得告诉你一些事情！我只是不知道怎样用诗歌来表达。其他写作者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搞明白，而我呢，似乎始终是凭借着一只耳朵的天赋吟唱，也就是负责文学的那只耳朵。 于是最初的两份小运气出现了。我病了，几周以来，孩子们只能在“格林威治课后之家”一直待到晚饭时间，但我还没病到不能坐在客厅里的桌前终日书写或打字。我开始写《再见，好运》这个故事，意想不到的是，我竟然给写完了。写了那么多。接着是《竞赛》。几个月后，我完成了《一个女人，年轻而衰老》。数年后回想，我明白，我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只耳朵。突然间，写这些故事使得那只耳朵能够恪尽职守，能够记起街头语言，记起夹杂着俄语和意第绪语口音的故乡的语言，那是我早期的人物耳熟能详的语言，也是我唯一讲的语言。两只耳朵，一只倾听文学，一只倾听故乡，对作家而言大有用处。 我把这三篇小说投向浩瀚的出版世界时，事情进展不太顺利。 我一直在阅读当时的小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小说，无论是传统的、先锋的，还是之后的垮掉派，都属于男人。我以前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男孩子（许多小女孩儿读了《汤姆·索亚历险记》，知道她们发现了那个真正的、男孩的自己，这句话我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我早已确信，我可能不会去写意义重大的严肃的东西。作为成年女性，我别无选择。日常生活、厨房生活、育儿生活都被一股脑地交到了我手里，这是我的责任，也是好运的开端，尽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