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写的是，一个困境， 里边没有一个开心的人。 他们持盈忧盛， 在太平、望太平， 但所有药方都将失效。 时值中叶， 承平百六十年， 积弊成敝。 ——题记 引言　回到“清中叶” 清中叶，即清中期，一般指嘉庆、道光两朝。亦有说是向前推至“乾隆中叶”即乾隆三十年（1765）以后，并向后延至咸丰朝的，实质是以“盛世”与“中兴”来框定“守文”；而如果以鸦片战争为晚清史的开端，则道光朝的后十年又在清晚期的范围了。 历史时期不会整整齐齐地沿着皇帝任期划分，“清中叶”在乾、嘉、道、咸四朝边际模糊地存在着，毋宁说这就是清朝国势与社会情状的一个阶段：盛世之后，形势衰微。这是具有政治与社会意义边界的一个历史阶段，不能按君主任期规定，反而生成了政治时间的段落。 从“道光萧条”到近代变局，衰颓与新生交织迭起。长期以来，清中期史是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后视镜”中成像的。这个“后视成像”，以“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为共同前提，建构了两个维度的意涵：一是国家衰朽，缺乏自生的应变能力。这曾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历史认知，以费正清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说最为著名。在晚近写成的清代通史性著作中，罗威廉仍强调清朝是在衰竭与失能的状态下迎来西方冲击的： 在18—19世纪之交，清帝国自身的衰竭已变得明显（清朝的统治者与人民自己也惊觉地注意到这些发展），这使得中国与西欧19世纪的分流，不止于相对落后于欧洲的问题，也包括了内在的、完全的失能问题。 换句话说，世纪之交的清帝国危机，是三个同时发生的困境所造成的“完美风暴”：西方扩张的外来冲击、由长期社会经济问题累积而成的长期危机，以及与我们熟悉的朝代循环模式相关的严重政府失能。 并强调自己的著作“会暂时搁置第一点而关注第二和第三点，这两者发生得较早，且在当时人眼中更加严重”。 二是此时期中国自身的“现代化”转型，强调内生的创新活力。危机不仅意味着腐朽没落，更蕴涵着“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