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宋史研究——代序 《宋史十二讲》将要和读者见面了。本书收录了我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有关宋史（含金史）的论著十二篇。我愿借此机会，向读者简介我的宋史研究过程。 我的父亲乐素先生是我国现代宋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又是我的研究生导师。我之所以选择宋史作为自己的一个研究重点，受到父亲的深刻影响。但是，父亲从来没有刻意要培养我成为一个宋史研究者，这是潜移默化的结果，也有一些偶然的因素。 我在《父与子》一文（收入《陈智超自选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中曾经总结父亲对子女的影响：开明、启发与责任。从曾祖父开始，对待子女的开明形成传统。曾祖父维启公是个药材商人，曾经着力培养祖父读书、应举。但是，当祖父陈垣先生不愿受科举八股文的束缚，博览群书，遭到许多长辈斥责为不务正业时，他却力排众议，支持、放任他读喜欢读的书，终于成为一代史学宗师。祖父有十一名子女，他对子女职业的选择，从不干涉，从事史学研究的只有父亲一人。而且，父亲最初攻读的是经济学，是在三十岁以后才转向历史学的研究与教学的。到了我这一代，兄弟姊妹五人，如果包括堂兄弟姊妹共二十四人，从事史学研究的也只有我一人，而我，也是拐了一个大弯才转到史学上来的。 我高中毕业于1950年。当时正是建国之初，百废待举。我没有报考大学（如果当时报考，我也会选择国家建设急需的地质等学科，而不会报考历史学系），先是报名参加土地改革，后来又到中老、中缅边界参加公路修建工作。父亲没有干涉我的人生选择。在云南的几年，我一直工作在最基层，在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中，在百里无人烟的原始森林中，披荆斩棘，伐山开路，生活异常艰苦，险情不断，但充满建设者的豪情。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日子。 1957年，中国建设处在“马鞍形”的底部，当年我们的工程局没有接到任务，全体工作人员在滇池边的呈贡县可乐村集训。只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才勉强同意我报考大学，我面临人生的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