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 本杰明 希拉 莱拉 使得哲学史令人感到有真实兴趣的伟大前提，即是认为在我们这边，在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符合理性的——这种看法不是别的，实不过是相信“天意”的另一方式。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序言（2004年） 恶的思想史能为我们思考当下的问题提供框架吗？ 当我在2001年9月中旬打开一条又一条尖锐的短信息时，这个问题跃然于我的脑海。知道我正写这本书的朋友和同事问我：9月11日发生的事是不是另一场里斯本地震？当时，我像任何诚恳之人一样惊讶和震撼，我为曾自诩找到了别人不知道的答案而汗颜。如果黑格尔认为只有姗姗来迟的哲学智慧才是正确的，那么密涅瓦的猫头鹰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起飞。 但是人们很快就清楚地发现，9月11日的确是一个历史转折点，这个日子将改变我们对恶的问题的讨论。正如我在本书中讨论的核心案例一样，恶的严重程度只是使我们震撼的一部分原因而已。很多人都渴望测定恶的绝对值。但是，即便我们将奥斯维辛集中营种族灭绝之恶的绝对值定为1.0，而将柬埔寨种族灭绝之恶的绝对值定为0.87，或者反过来，这样做是否有意义呢？我想不用多说，大家就能够发现这种渴望的徒劳无益。对种族灭绝或自然灾害进行比较，只在涉及特定目标时才有意义，那就是为了预防以后发生类似的事件。而当我们面对恶的时候，尝试测定其绝对值最好也只是抽象问题，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种尝试将沦为政治算计。我们没有理由将9月11日所发生的事件称为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恐怖主义事件，但它确实是最惊人的事件。“基地”组织赋予事件象征意义的天分，成功地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全球人民如今都感受到，我们所能维持的全球安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岌岌可危。这种感受波及地域甚广，又出现得如此迅速，以至于我们历史上首次用时间而不是空间来作为一个事件的简称。如果人们曾经满足于用城市——里斯本或奥斯维辛——来命名那些最惊人和恐怖的事件，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