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部文集的作者面临的最为棘手微妙的任务，乃是撰写一篇导言，以期各篇文章在内容和论点上看起来更为统一，远甚于当初写成它们的时候。将文章集结成书的最好理由，其实仅仅是让它们更容易被读到，也能让其更持久地存在。如果说任何此类文集存在某种统一，那只能是一种个人的、非正式的统一，也许正因为这样，很少有人诉之于此：这些文章毕竟是同一个头脑的产物，都有某种特定的印记；它们至少在思想风格和关注的问题上，由某种潜在的思想意旨所统一。 本书收入的文章是在十四年的时间里写成的，在此期间，对于一般性的历史和政治问题或者本书讨论的一些具体事件，我并不总是抱有同样的看法。毫无疑问，一些没有解决的矛盾之处还保留在书中。把这些文章统一起来的，并非某个一以贯之的论点，而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关切点和方法。这些文章可以分为两组：一组关注导致1950年代和1960年代极右势力崛起的条件；另一组涉及早期现代的某些典型问题的起源，当时美国人刚开始面对工业主义和自身成为世界强权的事实。所有文章都在探讨公众对于危急形势或持久困境的反应，无论是巨型企业对竞争构成的突然威胁，还是1890年代的恐慌及其带来的长期货币争端和宗派仇恨、我们新生的帝国主义的道德冲击，抑或基要主义复兴对世俗政治的影响、冷战对公众意识的影响。 这些研究关乎我们整个政治文化的风格，以及这一风格之下某些特殊的思想和修辞风格，因此，它们更多地述及我们的政治环境（milieu），而非政治结构（structure）。与制度的形成和权力的分配相比，它们更集中地关注政治的象征性方面。它们聚焦于广大公众如何对公民议题（civic issues）做出反应，如何将其化为自己的议题，并用之于全国性问题的探讨，以及如何以独特的修辞风格表达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反应。鉴于我的关注点在这个意义上显得有些片面，有必要说明的是——这些文章的意图正是在这一点上更容易被误解——我强调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