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钟摆

李菁
推荐序:把学者的所思所想,传递给别人 1 李菁在撒马尔罕旅途中给我写信,让我给她的新书写一篇序文。我其实很犹豫,因为她对我的采访录也收在这本书里,这让我很难拿捏序文的分寸。 不过,看了书的部分内容之后,我又有些释然,因为除了较早过世的费正清,我和书中涉及的学者多少都有或近或远的交道。我和傅高义先生见过两面,特别在上海还有过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我和周锡瑞先生不仅很早就在北京见过面,他还在英文刊物上为我的《何为中国》英译本写过书评。我也给柯文先生的自传《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中文版写过推荐词,说他能在几部著作中多方面为学界提供典范和方法。伊沛霞教授呢,大概二十多年前,我就给她的《剑桥插图中国史》(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中译本写过评论,说它不仅“扩充了历史记述的空间,也增添了历史阅读的兴趣”。我与许倬云先生就更加熟悉了,特别是十年前,他特意通过视频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为我的《宅兹中国》一书举办的讨论会上讲话,此后不久我也应邀给他的《华夏论述》写过“解说”。至于裴宜理教授,我曾两度是她担任主任的哈佛燕京学社的邀访学者,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2014年5月我和她在坎布里奇一家餐厅共进午餐时的谈话,她说到在安源和萍乡调查之难,这让我非常感慨。 2 李菁的这本书写的,其实就是一个有关中国研究的历史学者群体。这个群体中的成员色彩不同,风格各异,切入中国历史的角度和研究的问题也彼此参差。这正符合我的理念,也就是“一个历史,共同研究,多种理解”。 在李菁的书中,你可以看到费正清凭借“挖掘中国的更多史料档案,来创建一个更加全面的中国现代史观”,他的“冲击-回应”(impact-response)成为一种理解近代中国转型的典范。而柯文则恰恰从批判费正清这一模式开始,用“中国中心观”即“在中国发现历史”,把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