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我沉默

沈浩波
代序:当代中国诗歌中的四种虚荣心 沈浩波 我在这里所说的四种虚荣心,指的是当代中国诗歌中普遍存在的,渴望用某种姿态进入诗歌史的虚荣心。并且,中国当代诗人因不同的格格不入的虚荣心,构成了倾轧、分野,进而演变成不同的、故步自封的宗派。 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以下四种:政治虚荣心、先锋虚荣心、文化虚荣心和技术虚荣心。 我不认为有这些虚荣心是坏事,也不认为完全没有这些虚荣心的写作就是更纯粹的写作。相反,正因为拥有这样的虚荣心和由此带来的诗歌史野心,才使得一些诗人的写作,具备了强烈的文化意志和个人辨识度,使他们不仅仅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好诗人,更成为特定历史阶段的重要诗人。我本人亦是如此。 但虚荣心和野心带来的诗学偏执,很容易变成对诗歌的伤害。诗人们囿于自身的固执、狭隘和偏见,将虚荣心膨胀为写作的唯一真理,凡“非我族类”皆视为歧途,使得原本只是附着在诗歌上的虚荣心变成了执念。这种强烈的外在执念,压倒诗歌本身,形成负面吞噬,令有才华的诗人在写作上无法寸进,甚至不断倒退。 同时,虚荣心背后的文化理念会产生“光晕”——一种强烈意志形成的吸附效应。每一个携带虚荣心的相对重要的诗人背后,都有大群意志薄弱的年轻或不年轻的追随者,造成越来越多的群体式诗歌对峙。这种对峙、争论、不服气,本身并非坏事,在初期,构成了理念的交锋式沟通,甚至构成了一种激进的繁荣。但对峙并非建筑于高水平的诗歌理念之上,而是建筑于低水平的偏狭执念之上,建筑于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荒谬立场之上,建筑于因为自身的文化欠缺而带来的文化自卑,又因为要掩饰文化自卑而一味拼命强化自身是唯一合法、唯一真理的内在动机上。久之,在低水平对峙中,每个群体都给自己罩上厚厚的乌龟壳,故步自封,坐井观天。 近十多年来,这种状况对当代诗歌的发展损耗很大。汉语诗歌始终无法建立起正常的诗人与诗人交流和沟通的最低标准,无法建立起码的共识。不绝于耳的各种争吵,大部分与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