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于阅读（代序） 我读书始于“文化大革命”末期。才上小学，母亲给我一个笔记本，用来记下读过的书，第一页上写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现在想来，“行万里路”，做得少，“读万卷书”，做得还算尽力。于是就埋头读书，笔记本很快记满了。这样还养成一种习惯，即读一本书，总努力从头读到尾，否则是不能算读完并记录在册的。这个习惯直到后来从事所谓学术研究时才不得不改变。 那时所读的书，多是借的。一到寒暑假，就去父母单位图书馆或街道图书馆，抱回厚厚一摞书。但终于有一天，我对母亲说，要买一套《三国演义》。其时已经借了《三国演义》来看，但第一次有一种永远“占有”一种书的欲望。书在当时还是紧俏商品，母亲托了图书馆的人才买到了。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3版上海1980年第1次印刷的，墨绿色封面，右上竖排“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我的书架上有了属于我的第一种书。 自20世纪初废科举、撤经学，读书人便多从“四大名著”起步。著书人都深通“四书五经”，于后者笔法了然于胸，故这些书多有经史气韵，或一字褒贬，或微言大义。其中我偏爱《三国演义》，因其叙述平易扎实，离史家近，离小说家远，更近经史风骨。或者说，在经史传统暂时中断的时代，《三国演义》最近于经史。小时候读，刘备的仁厚，诸葛亮的智慧，关张的刚直，都印象深刻。长大后，世故了些，方觉刘备、诸葛近乎伪，关羽近乎僭，然仁、知、直之观念已深入内心，才知这就是中国古书的好处。好的书，阅历丰富、目光锐利的人，可以从中看出世态人情之幽深；单纯浅薄、质良纯朴的人，也不会为这复杂所困扰、迷惘。 那以后便开始了我读书的“演义时代”，《东周》《说岳》《说唐》《隋唐演义》乃至蔡东藩的列朝列代演义，一路读下来。这些书虽吸引力不及《三国》，但都是英雄传奇，且都宣扬仁义礼智、忠孝节义。这些书到今天我还以为，是对孩子的最好的道德教育读本。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重心术胜于规范，所以即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