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生于一个医生的家庭，在家人交流医学话题的环境中长大——我的父亲和哥哥们是全科医生，母亲是一位外科医生。因此，餐桌上的话题不可避免地涉及医学，但并不只限于“病例”。每一位病人或许都曾作为“病例”出现在各种各样的讨论里，然而在我父母的讲述中，“病例”是传记，是一个人面对疾病或伤害时承受压力和不幸的人生故事。因此，我仿佛命中注定一般当了医生，又成了一个写故事的作家。 我在1985年出版了《错把妻子当帽子》（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这本书后，一位杰出的神经科学家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他写道，这些病例引人入胜，但他对一点持保留意见：他认为我在描述病人时有点不太真诚，好像我对他们没有任何先入之见，对他们的病情也没有多少背景知识。难道我真的只是在遇到一个患有特定病症的人之后才去查阅文献的吗？他认为我肯定是先想到了某个神经学主题，再刻意找到符合这个主题的病人。 但我并不是一个神经科学家。事实上，大多数执业医师除了接受通识性的医学教育外，对许多病症都缺乏深入了解，尤其是一些罕见的疾病。在医学院学习时，我们就认为不值得在这上面花太多时间。所以当病人带着这些症状来找我们时，我们不得不做一些研究，追溯最初的病情描述。于是，我了解病史的典型做法往往始于一次相遇、一封信、一串敲门声——病人对自身经历的描述激发了我去广泛地探索。 作为一名主要在老年疗养医院工作的普通神经科医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接待了几千名病人。他们每个人都教会了我一点东西，我喜欢看见他们——有时我们会以医生和病人的身份定期见面，持续20年或者更久。在我的临床笔记里，我会尽可能地记录他们的情况，反思他们的经历。偶尔，在病人的许可下，我会把笔记变成一篇散文。 在1970年首次发表《偏头痛》（“Migraine”）这篇文章后，我便开始讲述病人的故事。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收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