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革命”与“革命文学”在近代中国的生成 1895年10月，在谋划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逃出广州，并于11月中旬辗转抵达日本神户。据随行的兴中会会员陈少白记述： 到了神户，就买份日报来看看。我们那时，虽然不认识日文，看了几个中国字，也略知梗概。所以一看，就看见“中国革命党孙逸仙”等字样，赫然耀在眼前。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们的行动只算造反而已。自从见了这张报纸以后，就有“革命党”三字的影象印在脑中了。 这段话为“革命”一词在汉语语境中的意义转换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在中国传统语境中，“革命”主要意指“汤武革命”式的改朝换代。这种含义自然不能为追求现代政体之建立的“革命者”接受，故而他们只愿意把自己的行为理解为“造反”。但由于“革命”本就具有造反和根本变革等相通于revolution的含义，又受日本把revolution译为“革命”的影响，在当时的汉语世界，用“革命”来泛指各种谋求现代变革的“造反”行为的用法其实已不罕见，并日渐流行起来；“法国革命”则成为“革命”的范本。不过直到1902年，梁启超仍执意指出，“革命”并非revolution的“确译”，盖因其在中国“皆指王朝易姓而言，是不足以当Revo.之意也”，并主张以“变革”译之。梁启超更注重以后果来验证是否为真“革命”，而反对拘泥于以暴力推翻一姓统治的“形式”革命，其意图在于和革命派争夺“revolution”的阐释权，确证自家“变革”路径的合法性；对革命正当性的坚持、对革命意味着“若转轮然，从根柢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的理解，其与革命派并无区别。 梁启超提倡的译法并未产生什么影响，这主要因为“革命”一词所包含的隐秘暴力和根本推翻的意味，实在是对revolution的最佳移译，由此生出的话语快感更为其他词语难以比拟。担心革命异化为王朝易姓，固然也植根于革命的进化诉求，但已然从属于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