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与中国变革
周其仁
前言
这本文集的基础,是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产权与制度变迁》及200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增订本。此次新版,因为增减了数篇文章,编辑建议更改书名,这才有了读者面前的这本“新书”。
此次新增补文章共5篇。第一篇也是最新一篇“体制成本与中国经济”,发表于2017年第16卷第3期《经济学》(季刊),在重新厘定概念的基础上,阐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及其转变的经济逻辑。核心概念当然还是科斯的“交易费用”,不过对于曾经禁止市场交易的非市场经济体而言,“交易费用”概念需要恰当拓展,才适用于带强制性的经济活动。于是,“制度成本”应运而生并广为流行。不过,作为经济行为至关紧要的约束条件,“制度”并不是单项的、孤立的变量,而是交织在一起的一个“体系”。这样来看,阿罗在1968年对科斯交易费用的阐释——“交易费用就是经济体系运转的成本”——反而更值得注意。本文将“成体系的制度成本”简称为“体制成本”,与中国经验更为契合。中国人讲的改革,难道还不就是“体制改革”?以此为前提,本文用体制成本的下降和重新上升来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及其在近年遭遇的挑战。可供商榷的论断是,如果做不到持续大幅降低体制成本,“中国奇迹”难以为继。
增补的第二篇文章,是“货币体制与经济增长”,讨论的是比流行热门话题——货币政策——更为基本的货币体制。那也是成体系的制度,特别与财政、市场准入和一般产权界定及保护等制度关系密切,必须联系到一起才足以理解和分析货币现象。
第三篇增补的是关于新医改方案的一篇辨析,旨在区分医疗服务领域政府作为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边界。文章的论点是,处理医疗服务严重的供需失衡,要让市场机制在服务准入和医药价格形成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对公共卫生负全责,也可在财政许可的条件下恰当补贴低收入患者,但必须消除一般医疗服务在市场准入和医药价格方面的不当管制。舍此,我国新医改难逃“夹生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