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1949年8月27日，按阳历时当孔子诞生2500年。是日，《大公报》（重庆）刊登了一篇题为《孔子圣诞感言》的文章，作者吴宓。二十二年前，吴宓曾撰文纪念孔子，如今又是另一番情景，文章开篇有道：“孔子为中华民族五千年之真正代表人物，为中国文化集大成，造极峰，继往开来，天与人归之圣哲，且为世界古今最伟大真实之四五教主、哲人之一。”吴宓之个人感知历数孔子之伟岸，继而笔锋一转，指出当传统被视若“粪土”，“孔子之在中国，亦遂如苏格拉底之钉死于十字架”，厉言“倘必问罪，请直捕罪人，而勿归狱于孔子”。 纪念的历史有两种，一为赞美，一为讽喻，吴宓的文字属于后者。在以“破坏激烈”为标榜的时代氛围下，吴宓及其学衡同人倡言平和地对待他者和自我，这种理念被凝练为《学衡》杂志的宗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国粹”与“新知”，或曰中国与西洋，并非二元对立之存在，彼此不仅具有互文性，而且看似老旧的“国粹”被“昌明”后还可焕发新意。同样，所谓“新知”，如果没有“融化”，则不可能转化为内在的“自我”。学衡同人的文化观俨如多棱镜，有多个面向。一曰调和。以孔教为中枢和以佛教为辅翼的中国文化，与希腊罗马之文章哲理和耶教融合孕育而成的西洋文化，并非殊途异曲，彼此可以融会贯通。二曰本真。“一国家一民族之进化，必有与他国家他民族所同经之阶级、同具之心理，亦必有其特殊于他民族他国家。”三曰改良。文化源远流长，经由逐渐酝酿和孳乳煦育而成，对“狭隘的自我满足、固步自封”，可取渐进改良之法。四曰中道。是为旧学与新知、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平衡。 然而，孔子的境遇似乎暗示了学衡同人不期而至的地平，多年来学衡同人因其文化主张而散落在边缘，直至20世纪末始有改变。如今，学衡同人的倡言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这不完全是正反互换、否定之否定的结果，而是在经历了现代化和全球化及其反复之后，学衡同人破除彼我二元对立的文化自持在思想上和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