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第十九卷

鲁迅
竖琴前记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这一种思想,在大约二十年前即与中国一部分的文艺绍介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契呵夫、托尔斯泰之名,渐渐出现于文字上,并且陆续翻译了他们的一些作品。那时组织的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是上海的“文学研究会”,也将他们算作为被压迫者而呼号的作家的。凡这些,离无产者文学本来还很远,所以凡所绍介的作品,自然大抵是叫唤,呻吟,困穷,酸辛,至多,也不过是一点挣扎。但已经使又一部分人很不高兴了,就招来了两标军马的围剿。“创造社”竖起了“为艺术的艺术”的大旗,喊着“自我表现”的口号,要用波斯诗人的酒杯,“黄书”文士的手杖,将这些“庸俗”打平。还有一标是那些受过了英国的小说在供绅士淑女的欣赏,美国的小说家在迎合读者的心思这些“文艺理论”的洗礼而回来的,一听到下层社会的叫唤和呻吟,就便他们眉头百结,扬起了带着白手套的纤手,挥斥道:这些下流都从“艺术之宫”里滚出去!而且中国原来还有着一标布满全国的旧式的军马,这就是以小说为“闲书”的人们。小说,是供“看官”们茶余酒后的消遣之用的,所以要优雅,超逸,万不可使读者不欢,打断他消闲的雅兴。此说虽古,但却与英、美时行的小说论合流,于是这三标新旧的大军,就不约而同的来痛剿了“为人生的文学”——俄国文学。然而还是有着不少共鸣的人们,所以它在中国仍然是宛转曲折的生长着。但它在本土,却突然凋零下去了。在这以前,原有许多作者企望着转变的,而十月革命的到来,却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莫大的打击。于是有梅垒什珂夫斯基夫妇(D.S.Merezhikovski i Z.N.Hippius)、库普林(A.I.Kuprin)、蒲宁(I.A.Bunin)、安特来夫(L.N.Andreev)之流的逃亡,阿尔志跋绥夫(M.P.Artzy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