竖琴 前记 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 这一种思想，在大约二十年前即与中国一部分的文艺绍介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契呵夫、托尔斯泰之名，渐渐出现于文字上，并且陆续翻译了他们的一些作品。那时组织的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是上海的“文学研究会”，也将他们算作为被压迫者而呼号的作家的。 凡这些，离无产者文学本来还很远，所以凡所绍介的作品，自然大抵是叫唤，呻吟，困穷，酸辛，至多，也不过是一点挣扎。 但已经使又一部分人很不高兴了，就招来了两标军马的围剿。“创造社”竖起了“为艺术的艺术”的大旗，喊着“自我表现”的口号，要用波斯诗人的酒杯，“黄书”文士的手杖，将这些“庸俗”打平。还有一标是那些受过了英国的小说在供绅士淑女的欣赏，美国的小说家在迎合读者的心思这些“文艺理论”的洗礼而回来的，一听到下层社会的叫唤和呻吟，就便他们眉头百结，扬起了带着白手套的纤手，挥斥道：这些下流都从“艺术之宫”里滚出去！ 而且中国原来还有着一标布满全国的旧式的军马，这就是以小说为“闲书”的人们。小说，是供“看官”们茶余酒后的消遣之用的，所以要优雅，超逸，万不可使读者不欢，打断他消闲的雅兴。此说虽古，但却与英、美时行的小说论合流，于是这三标新旧的大军，就不约而同的来痛剿了“为人生的文学”——俄国文学。 然而还是有着不少共鸣的人们，所以它在中国仍然是宛转曲折的生长着。 但它在本土，却突然凋零下去了。在这以前，原有许多作者企望着转变的，而十月革命的到来，却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莫大的打击。于是有梅垒什珂夫斯基夫妇（D.S.Merezhikovski i Z.N.Hippius）、库普林（A.I.Kuprin）、蒲宁（I.A.Bunin）、安特来夫（L.N.Andreev）之流的逃亡，阿尔志跋绥夫（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