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那个时代的风物世情 在我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金瓶梅》应是一个特例：作者对身世行迹的刻意隐藏，传抄者对流播渠道的欲言又止，出版商对全本和真本的追踪搜求，评点者的改写重编、肯定否定……很少有一部小说如《金瓶梅》携带着这样多的悬疑谜团，很少有一部小说如《金瓶梅》承载着这样多的疵议恶评，亦很少有一部小说像它这样深刻厚重、刺世警世、勾魂摄魄，吸引和震撼了一代又一代读者。不少学者都把它与后来的《红楼梦》相比较，论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两座高峰，而作为先行者的《金瓶梅》，更显得命运多舛。 《金瓶梅》是一部奇书，又是一部哀书。作者把生民和社会写得嘘弹如生，书中随处可见人性之恶的畅行无阻，可见善与恶的交缠杂糅，亦随处可体悟到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他将悲悯哀矜洒向所处时代的芸芸众生，也洒向巍巍庙堂赫赫公门，洒向西门庆和潘金莲这样的丑类。这里有一个伟大作家对时政家国最深沉的爱憎，有其对生命价值和生存形态的痛苦思索，也有文人墨客那与世浮沉的放旷亵玩。这就是兰陵笑笑生，玄黄错杂，异色成彩，和盘托出了明代社会的风物世情。 一、《金瓶梅》的流传、刊刻与批评 早期的《金瓶梅》抄本，是在一个文人圈子里秘密传播的。有关该书传世的第一条信息，今天所确知的是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袁宏道写给董其昌的信： 《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 这时的袁宏道在吴县知县任上，而董其昌以翰林院编修任皇长子讲官，是年的春与秋曾两次因事返乡，二人的借书与传抄大约在此期间。董氏在书画和收藏方面负有盛名，拥有《金瓶梅》的抄本应不奇怪。而袁宏道在文坛亦是声名渐起，短短信札，流露出急于得到下半部的渴望，以及对该书的高度评价。 《金瓶梅》从何处得来？我们看不到董其昌的回答。这位后来的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对自家文字当做过一番严格清理，因而看不到任何有关《金瓶梅》的记载。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