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本书呈献给申明“人类已经失去预见和自制能力，人类自身将摧毁地球并随之而灭亡”之论的艾伯特·施韦策。 湖上的芦苇已经枯萎， 也没有鸟儿歌唱。 ——济慈 我对人类感到悲观，因为它对于自己的利益太过精明。我们对待自然的办法是打击并使之屈服。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多疑和专横，如果我们能调整好与这颗行星的关系，并深怀感激之心对待它，我们本可有更好的存活机会。 ——E·B·怀特 中文版序 蕾切尔·卡森的名著《寂静的春天》，我在中译本出来后就读过。早在一九六二年，它就为人类用现代科技手段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发出了第一声警报。但是在当年的美国，却遭到与农药相关企业的猛烈抨击和某些舆论的嘲弄。我佩服卡森女士的科学精神、远见和胆识。历史最终证明，尽管当时她是极少数，真理却在她的一边。 按一般常识来说，后发展国家理应避免走别人已付出过代价的弯路。但是，中国却重复了，并仍在重复着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先污染，再治理”的路，而且污染后肯不肯治理，能不能治理，也还是个问题。 卡森的书出版之时，中国刚刚经历过所谓的“大跃进”年代，“战天斗地”的口号还在喊得震天响，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类第一次专门为环境问题而举行的国际大会——斯德哥尔摩会议，是《寂静的春天》初版十年后的一九七二年召开的。那时中国刚恢复联合国席位，收到了这次会议的邀请。当时国内的宣传口径是：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典型的社会弊病，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够承认也有环境污染问题呢？中国政府难免犹豫是否派团出席（这是我在一次环保聚会上，亲耳听到当年出席斯德哥尔摩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讲的）。由此可见，在当时的中国，连政府中不少高级领导人也还浑然不知环保为何事，更何况普通百姓？ 中国的环境问题说到底，还不仅是个技术或政策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而其根本症结，就在于上世纪中期由于对主张控制人口的学者马寅初的批判，导致了中国人口的急剧膨胀，使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