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参加民兵组织的前一天，在巴塞罗那的列宁营中看见一名意大利民兵正站在军官的桌前。他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外表粗野，长着一头发红的金发，肩膀宽大有力，皮质大盖帽压得低低的，遮住了一只眼睛。他侧对着我站在那儿，低着头，不解地皱着眉，盯着另一名军官摊在桌上的地图。他的脸上有某种东西深深打动了我。这是一张敢于杀戮、不惜为朋友献出生命的面孔——带着那种无政府主义者的漠然神情，尽管他很可能是共产党员。这张脸既坦率又凶悍，还透着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对所谓文化人的可怜巴巴的敬重。很显然，他对那张地图茫无头绪，而且把看地图当成一项了不起的知识分子的专利。不知道为什么，很少有哪个人——我的意思是任何人——能够初次见面就博得我的好感。当时他们正围着桌子讨论，有人提到我是个外国人，于是那个意大利人抬起头，快速地问： “意大利人？” 我用蹩脚的西班牙语回答：“不，英国人。你呢？” “意大利人。” 我们正要出门时，他穿过房间，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这种对陌生人突然产生的情感真是太神奇了！仿佛他的精神和我的精神在一瞬间跨越了语言和传统的鸿沟，紧紧相拥。我喜欢他，希望他也同样喜欢我。但我也知道，为了保留他在我心中的第一印象，我就不能再见到他。当然，我也的确再没有与他重逢。在西班牙，人们之间的联系通常就是如此。 我之所以提起这个意大利民兵，是因为他始终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他那破旧的制服，那张融合着野性与狂热而又伤感的脸庞，于我而言，他就是当时那种特殊气氛的象征。他与我所有关于那段战争的回忆交织在一起——巴塞罗那的红旗，破旧的火车满载着衣衫褴褛的士兵缓缓前行，铁路沿线那些灰暗的饱受战争之苦的城市，以及山间泥泞、冰冷的战壕。 那是1936年12月下旬，距此时我写下这些文字还不到7个月，然而那段时光已然褪色。之后发生的事件彻底冲淡了它，人们对它的记忆甚至还不及1935或1905年清晰。我最初来到西班牙是打算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