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近代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上进行了诸多的试验和探索。这些试验和探索的基本目标就是改变国家的积弱状态，实现民族复兴。然而，晚清政权和民国政府的种种尝试并没有建立起长远发展的制度框架，内外战争更是将20世纪30年代得来不易的经济发展成果摧残殆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将中国引入了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新时期。在“公私兼顾、劳资两补、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建设方针的推动下，在短短几年中就医治好了战争的创伤，使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 然而，胜利也有它的阴暗方面。恢复国民经济的伟大胜利，使人们高估自己的能力和滋长了虚夸的思想。匆忙建立起苏联式的集中计划体制非但没有激发起人民大众的创造热情，相反造成了已故毛泽东主席也承认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局面。于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就提上了日程。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也同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相类似，试图对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做出一些调整。中国在1956年提出、1958年实施的改革，就是要在计划经济基本体制不变的条件下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希望以此给经济注入活力。但是，1958年至1976年间的多次“体制下放”，无一例外地陷入了“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环怪圈。显然，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的修补改良并没有消除其体制痼疾，没有改变信息低效率和激励扭曲的状态，却想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力压制和管控，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结果是在错误的道路上愈陷愈深，甚至使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濒临崩溃的边缘。 从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中国改革真正的思想起点。一篇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文，把一缕探索真理的阳光照射到过去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不允许有丝毫质疑的旧思想路线上，使许多人从蒙昧和迷信中解脱出来。思想解放运动促使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中止了“以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