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koloma是我小时候一个最好的朋友。 他跟我住在一条街上，像大哥哥一样照顾我：如果有了喜欢的男生，我肯定会让他给我支几招。 Okoloma聪明又有趣，喜欢穿一双尖头牛仔靴。2005年12月，一次发生在尼日利亚南部的飞机事故，带走了他。 直到现在，这种感觉仍然让我无言以对。 Okoloma是一个我可以和他争执，和他说笑，和他好好谈心的人。 他也是第一个说我是女权主义者的人。 ※ ※ ※ 那时候我大概十四岁。 在他家里，两个人靠着从书里读来的半吊子知识争得面红耳赤。 具体争的什么我不太记得了，我只记得吵着吵着，Okoloma看着我说：“你知道么，你是个女权主义者。” 这不是在夸我。我可以从他的语气里感觉出来——这种语气，跟别人说“你是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人”一模一样。 我当时并不懂“女权主义”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想让Okoloma看出来我不懂。所以我干脆不理会，继续反驳他。 我一回到家，就查了词典。 ※ ※ ※ 现在快进到许多年之后。 在2003年，我写了一本叫《紫木槿》的小说，主要讲的是一个男人家暴他的妻子，结局也不怎么好。当我在尼日利亚为这本书做宣传的时候，一个善良好心的记者，告诉我他想要给我个建议。（尼日利亚人，你懂的，总是等不及要给你出些点子。） 他告诉我，人们说我的小说很女权主义，他建议我——一边说一边感伤地摇头——我绝对不要说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者都是很悲哀的女人，因为她们找不到老公。 所以我决定把自己称做“快乐的女权主义者”。 接着，一个尼日利亚的女学者，告诉我女权主义不是我们的文化，女权主义不是非洲本土的理念，我把自己当做女权主义者是因为我受到了西方书籍的影响。（这把我逗乐了，因为我早年读的很多东西跟女权毫无瓜葛：我16岁之前，肯定看完了每一本Mills&Boon出版的言情小说。而且每一次我尝试去读那些“女权主义经典文本”，我都感觉很枯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