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那些追杀我的人，没有人知道是谁对卡扎菲开了那至命的一枪。几年前阿尔-比比就已经告诉那个BBC记者，他只是从地下捡起了那支象征着权势的金手枪，但是卡扎菲不是他开枪杀死的。是我在亢奋中开的那一枪要了卡扎菲的命。但是这个独裁者的死并没有给我的家园带来和平和繁荣，带来的是战争和恐怖。阿尔-比比在事情过了多年之后接受采访时，也早已没有了当年的喜悦和激动，剩下的只有对利比亚人之间的相互残杀所感到的无底的悲哀。 我的流亡生涯从2011年10月开始后，似乎永无终结。我已经从逃避死神到面对死神了。流亡中我不断与死神相遇，见面的次数多了，也就不再生疏了。和死神聊天，那也是在和神交流呀。这种经历使我脱胎换骨，变了个人。 遇见第一个杀手的时候，是我的直觉救了我。小时候我很胆小，父亲总是逼着我要直视对方的眼睛。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恐怖的训练。但是多年后我知道了这个训练的价值。对视的时候总是能让我捕捉到某些稍纵即逝的信息，同时还能给对方一种勇敢而诚实的印象。 在四目相遇的瞬间，我看到他的瞳孔闪了一下，这说明他因为认出了我而感到激动。但是对面的这个人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陌生人，他瞳孔中这种由交感神经引发的自主反应意味着危险! 我本能地向左边闪了一下身子，一道寒光从我的右眼角的边上划过。为什么向左躲闪？小时候父亲在训练我时告诉我，大多数的对手是右利手，第一下的攻击往往会习惯性地向你的右边偏一点。 那个叫弗洛伊德的奥地利人对梦的分析也许有些道理，我就是在梦中又见到了老卡扎菲，他血淋淋的样子，在当年午后的阳光中，在众人亢奋的呐喊声中带给我的只是兴奋，而在之后多年的梦里，他的样子使我开始感到了恐惧，之后感到了惶惑和不安，之后的之后, 因为无力开脱而感到了内疚和自责。 在无助的逃亡之路上，我懂得了每个人只能够对自己负责，我所做过的一切，不管是深思熟虑的还是冲动的，包括那一枪，都已成为了‘我’的一部分，无法分割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