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个案子——”说话的律师意气风发，不过四十来岁，穿着一身昂贵的黑色西装，从他嘴里传来的每一个字都像是抛出来的一块砖，要稳稳当当、不慌不忙的盖一幢没有门的石头房子，把对面这个瘦小的女人关在里面。 米歇尔坐在原告席上，她有些累了。 也许因为上了年纪，现在的她光是坐着都感到疲乏。她的律师曾告诉她，听证的时候，一定要打起精神，一定不能在气势上输给对面，不能让对面的人夺走她的故事。但这故事讲了快十年，她也讲累了。本该在故事里的人现在已经不在了。最近，她常常怀疑自己为什么还要背负着这沉重的期待往前走。对方律师顿了顿，对法官和她微笑点头——他的自信总是让她莫名地感觉到自己的卑微。 “今天的这个案子，非常简单。我们并不是来争论达洛维先生有多不幸——对于他的遭遇，我相信在场的所有人都和我一样，只有满满的同情。但是同情应交付与道德，而法律只关注证据和正义。所以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不过是这么一个故事——七年后的遭遇，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能否让七年前的经历买单？” 说话的男人又看了看房间里的众人。在这最高法庭上，他毫不露怯，甚至像是剧院里的一些演员，有了观众反而更兴奋了起来。法官们不为所动，或是低头看着文书，或是冷静的看着他，没有任何的表情，大概是见惯了法庭上过于自我的男人。 “我想，大家都已经了解事实了，但我还是希望能跟各位重复一遍我觉得最为关键的一些事实。原告，约翰·达洛维，在入伍之前都在费城的码头打着零工。1917年的11月1日，他主动应征入伍，成为了机枪营的一位厨师。次年4月，他跟随着队伍来到了法国，在那儿服役了半年后就因流感住了院，一直待到1919年的1月才重回兵营。4月29日，他回到了美国，光荣退伍。1920年的1月15日，达洛维先生加入了海军，但不到6个月后就因其恶劣表现而被遣返。之后的12月，他再次入伍，直到于1922年的5月，偷偷的逃走了。如果今天你去军队里查他的记录，你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