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酥，对我而言，实在是心尖上的美味。对它的最初记忆，还要追溯到我刚满四岁的那天下午：学校铃声荡个不停，把肚里几粒白米荡个精光。我正在卧室拼积木，想拼一个大大的灶台。风穿过窗棂时，父亲连着影子挨过来，轻声说：“儿，爸爸监堂去了，你好好在家，等我回来再出门。”我点头，又很不好意思地问：“爸，煎好糖，能不能，给我带点回来？”父亲先是一愣，接着，拼尽全力似地大笑说：“傻巴娃儿，你想哪儿去了。爸爸是去监考啊。”那时我才知道，川东北很多地方，把“监考”叫“监堂”。后来每当我考试时，总会感觉饥饿异常。 那时的教师，跟现在一样，工资很低。现在，老师们至少还可以发发牢骚：国家都说过多少回了，涨工资涨工资，让教师过上体面的生活，收入不低于公务员。结果，工资持平了，年终奖金呢，连人家一半都撵不上。比如我父母，七八年分出来，每月四十元整。要知道，那时的收音机小一百，自行车一两百，电视机五六百，电冰箱八九百……“臭老九这点工资，只能说：短时间饿不死！” 可我那时还小，并不觉得生活有多苦。我有个伙伴儿，叫苟富贵，是教初中语文的苟老师的儿子。我俩都是八三年坠地的。话说这苟富贵比我还邋遢，尤其是冬天，没肉的脸上开裂了，泥巴嵌进裂缝，像静脉曲张；两股鼻涕也被冻成了冰碴。一天，教历史的郭凯明老师，骑着破自行车经过。这车，是他在外地打工的哥哥用旧了给他的；他爱骑，也爱惜，常把车擦得贼亮，也常把他的下蛋老母鸡放在车头一起兜风；我爸和我妈一样，教初中数学，但更爱文学，曾咬牙花十块“大洋”，买下他一套王力版《古代汉语》，视若珍宝。郭老师见富贵绊了一跤，便大笑着问道：“狗屎我儿，绊痛没得？”把个富贵气得跺脚，边跺还变嚷嚷：“我不是狗屎！我这叫‘苟富贵，勿相忘’！我爸教我的！”郭老师笑着骑走了，没注意到，包里掉出块硬币，一块的。富贵抢先捡了，买了几颗糖，分了我一颗，甜！甜得草儿红，甜得篝火笑……后来，大家便都叫他“狗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