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有一颗红亮的心——读老四小说《下南洋》 今年开始的时候，我自已和自己说，我要重新开始写小说，像2005年的时候，第一次坐在网吧的风扇下，一群玩传奇的孩子中间时做的那样，开始重新走那一条原以为我一直会走下去的路，然后，我写了一些东西，找了一篇自我感觉良好的，发给徐永看，上午发出去，下午他回我微信，一句话，五秒钟。 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 他从不夸我，虽然在说完以后还会补上一句，我不是不好，而是他认为我会写得更好，然后，我们就扔下那小说不谈，一个人说别人不好总有理由，而且这理由好找也容易说出来，反而，说人好，还要说得让人服气往往不容易，容易得罪人。这我深有体会。 我问他，为什么这次学会夸人了？ 他说，我现在不是作家了，我是一个商人了。 这就是他，其实也是我，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时候，人也变得乖了，会说话了，其实夸人不难，难在放下架子，夸完人以后自己也认为自己说的是对的，还要让别人相信，其实好与不好和夸人者往往无关，有关的是他是不是有哄人的意愿，如果愿意哄，那谁都可以成为天才。 但是，确实有天才是哄出来的。 我一直认为小说有两种，服气的和不服气的，写得顺，得心应手，文字服作家的气，作家也服文字的气，写出东西来像艺术品，条条框框分明，一个个字儿和标点，空格该在哪儿在哪儿，这是功夫，同时，作家也被自己的规矩搞定，不能说不好，但也不能说好，别人服气了，自己也服气了，这是境界未到。 另一种，则是各种的不服，写出来的东西不见得好看，文字支楞着，翘着，不老实，有人觉得好，同时也有人觉得坏，各处透着不服，文字不服作家，作家不服文字，挺好的一句话弄得像野马，得驯，驯的是文字，同时也是读者，但其实是作家本人。 两种作家都有例子，民国时期中国的一些作家就写服了，把文字写成了泥沙，放点水进去，想搞成啥样是啥样，说的是那么回事儿，让人读着顺嘴，听着顺耳，觉着是给自己写的。欧美的一些作家则不然，就是别扭着写，让你别扭，让你服，看惯了低眉顺目的，看看这个，也觉得有趣。 回过头来说老四，昨天才读的《下南洋》，其实下午的时候读了个开头就放下了，然后去干别的事儿了，知道不能随便读，碰上好东西，要细品，而且当时就说，要给老四写点东西。 老四这家伙，人很谦虚，文字有脾气，像他的口头禅，牛逼！ 这种文字，得拿出时间来，顺着他来，不能呛着，呛着读不出味儿来，回家，晚上沐浴之后，睡前拿出来，一气读完，不免产生沧桑之感，读完之后，仿佛看见一个年轻人，站在楼群之中，手执大铁锤，四处狂砸，一边砸，一边喊着不服。 老四比我小几岁，诗写得好，大概几年前，读过他的诗，不俗。 几年后，我见到他，说到他的诗，他问我哪一首，我早忘了，说不出来，只是觉得算是好东西，我这人夸人夸得多，我不怕得罪人，他写得确实能让人感觉出后面有东西来，这不容易，一个写作者把眼光放在后面，说明他有追求，光把眼光放在表面上成不了大气候。 诗人写小说，有先天的优势，因为诗人往往更敏感，写小说写得时间长了，容易顺，一句话说上几遍，不自觉的就写出来了，所谓的个人风格，那是扯蛋的事儿，如果站在作家的角度上来看，就会发现作家往往更善于自欺，我常说，写不下去了，绕过去写，绕来绕去，就糊弄过去了。 但诗人不这样，诗人往往更较真儿，诗难写，一首诗拆开了，能写好多小说。 从我的角度看，写诗往往比写小说难，难就难在，诗需要更多的句子，而小说，只需要一句话就够了，以一句话开始发散，外面包上壳，可以像树一样开枝散叶，也可以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层层叠叠，但最后，小说里面包裹的往往只是一句话，但诗不同，诗要完成仪式，它需要得更多。 近几年，我一直试图回到底层，几个月前，我在某铁塔厂做了一段时间工人，顶着太阳，和一些常年以此为生的人们一起工作，流汗，我突然发现了这些人们的不同之外，他们的要求很简单，要钱，要生活，仅此而已，而在底层，这些要求的满足也不容易，从上至下，最后才到他们，他们像老四笔下的人物，有追求，但难以满足。 这便是我要说的，老四这篇《下南洋》中所有的人物，被挤压的人们，每个人的心都是红的，红的发亮，像是一盏盏红灯，照着身边的人们，让人发现，让人知道他们是活的，而现实生活中，这几乎被忘却了。 把生活剥开，让人看，这是一种方法，或者，我们就写一些让人服气的文字，哄着人乐，我相信老四的选择，其实，那也是我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