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小说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木马”这个名字，无论是特洛伊木马还是电脑病毒，它们都有些相同的属性，比如隐蔽性和危险性。隐蔽性还好说，故事中“我”作为一个逃离生活逃离痛苦的感情的旅行者，在火车上读《局外人》的时候遇到一位中年人，“倾听”他讲述他的爱情和八十年代。它的隐蔽性来源于第一人称叙事的视角限制和隐喻性（或者也可以说成诗性）的人物命名，作者通过叙述权的转移，将“我”这个先前的叙述人拉进故事发生的现场而不点明“我”作为倾听者的身份，成为一名潜在的观察者，但这还不是重点，故事中“我”的视角其实是和主人公“木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通过“木马”这样一个命名，就把现场外的讲述者和倾听者，现场之内的主人公和观察者统一在“木马”的所指之中，让“我”在中年人的回忆中去“亲历”整个故事，把中年人的经历内化为自己的生命体验。但这样做也有一定的危险性，估计作者也有这样的焦虑吧，作为“没有历史”的后八九一代，我们对历史的了解仅仅来源于阅读，广义的阅读，历史作为他人体验过的对象，也要经过他人作为媒介才能让我们有所认识，但我们认识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从他人身上经过的时候在他们心灵中激起的波纹在经历时间冲洗后多多少少主观化和模糊化了的残留部分，因为对历史没有刻骨铭心的体验，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和历史的亲历者和作品的读者取得共鸣也是一个问题。这是从写作者的角度考虑，如果从作品本身出发，与“木马”在社会从无序转到有序的过程对某些力量的反抗，对爱情的坚守相对应的，“我“所在的这个时代表情包式的对愤怒和革命性的消解，对爱情的解构和遗弃以及”木马“这个词隐含的”我“携带的时代危机，是不是也暗示着作者的某种忧虑和现实关怀。但缺少烟火气的对话语言也使得小说与现实拉开了距离，呈现出梦境般的游弋感，历史在这里缺少厚重感和命运感，有沦为爱情故事的背景的嫌疑，当然这也和作者想要表达的侧重点有关。另外有意思的地方是《局外人》和《基督山伯爵》这两本书，它们不仅仅是道具，更是一种和这篇小说并行交织的对话空间。是不是“局外人”的关键在于人生有没有意义，尽管加缪在《局外人》中呈现出生命的无目的，生活的无意义，但主人公莫尔索不是所有时间都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比如：“从法院里出来走上车子的时候，有一刹那的时间，我又呼吸到了夏季傍晚的气息……这一切都是我进狱之前所熟悉得声音，今天又一次听到它……这是我从前最感幸福的时刻……”这时候的莫尔索更像是“局内人”。同样的，在《基督山伯爵》的最后有这样的句子：“世上没有幸福和不幸，有的只是境况的比较，唯有经历苦难的人才能感受到无上的幸福。必须经历过死亡才能感受到生的欢乐。活下去并且生活美满，我心灵珍视的孩子们。永远不要忘记，直至上帝向人揭示出未来之日，人类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这和《侧耳倾听》最后想要表达的主题是一致的，“给我一种感觉，仿佛他对人们的回答是无动于衷的，答案对他来说并不重要。路人自以为在给一个迷途者指出明路，但其实不过是在无形中充当了他的工具而已。他在依靠这个手段缓解自己的情绪。他需要的只是这个动作，这个动作给他一种错觉，让他觉得他离他所热烈期待，同时又热烈恐惧的终点还有一段距离。这段距离给他留下一段自由时间，他能尽情品味忐忑不安的幸福，以及为迎接这幸福做好万全而圆满的准备。我望见他低着头焦虑不已，时而松了一口气，时而又紧皱眉头。我默默地跟着他，不愿意打扰这份独属于他的时空馈赠。”希望在远方以和我们保持某种距离的方式存在着，我们受它牵引，却安心居住于它的体内，正是希望和等待让“木马”和“我”的人生有了意义，从而完成“局外人”到“局内人”的转换。作者在开始的时候引入《局外人》这个概念，以及后面的《基督山伯爵》，大概是站在结尾处召唤读者从不同的方向进入小说，进行文本编织与阅读代入感的双向融合，达到让读者在不同的时空和记忆中穿梭旅行，与自己、作者和前辈作家一起对话交流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