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对女性处境的强暴,不啻于一个李国华。
如果读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你的视野仅仅聚焦在“补习班老师诱奸13岁女孩”“林奕含到底是被蒙骗的,还是插足别人婚姻的荡妇”等博人眼球的话题,那么这本书算是白读。
当林奕含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时,她想向世人发出警示的,远不止撕开未成年被性侵真相的冰山一角,而是这背后,极易被社会大多数选择性忽视的“话语对女性处境的强暴”。
即使与房思琪相似到犹如精神上的双胞胎一般的好姐妹刘怡婷,也会在听闻被包装为“在一起”的此事后,说出“你好恶心,你真恶心,离我远一点!”这种掺杂着着嫉妒和下意识从众想法的话;
即使她在饭桌上隐晦地对母亲说:“我们家好像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性教育。”希望借此得到家人的支持,但也会在母亲立刻接上的回答:“性教育,那是给需要性的人。教育,不就是如此吗?”感到无力;
即使房思琪用试探性的话,委婉对母亲控诉“听说有个同学和老师在一起”的罪恶行为,也会被母亲立刻厌恶的一句“谁,小小年纪就这么骚。”而吓到,瞬间决定一辈子不说话了。
最后留给她的,或许只剩一块维持尊严的遮羞布——我爱上了老师。
因为这种事在世人眼中只能和“爱人”做,一个十几岁的花季少女“爱”上五十多岁的补习班老师,比五十多岁的补习班老师诱奸十几岁的花季少女更让大众接受和信服。
米歇尔•福科说:“话语即权力。”
这是现代社会里,对人性剖析最深刻,又最黑暗的真相。
正如作者林奕含在现实中,即使勇敢站出来报警,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一样,那些一看到被性侵的案例被报道出来,就轻飘飘说一句“为什么不报警呢?”的人,说到底也是被“话语”权利从众裹挟着控制了思想、行为的“大众派”。
包裹在现代社会里“谈性色变”的家庭环境;
被社会默认“规则”裹挟的“受害者有罪论”;
以及,被“以爱之名”的传统道德桎梏到,甚至有暴力倾向的“家事内部解决论”等。
无一不在隐晦地纵容着这些受害者们,被赶入无路可逃的“羞耻感”深渊。
每当一件得以暴露在阳光下、触目惊心的事例出现时,那些围绕在周围寻找“真相”的旁观者们,总是孜孜不倦地去挖掘所谓的“原因”,然后根据挖出来一鳞片爪的“动机”,自以为是地拼凑来龙去脉。
而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拥有话语权利的人,不免试图用管中窥豹的“推理”,或讥讽、或辱骂、或厌恶、或嘲讽,亦或释放些许悲悯和可怜,来满足对自己利益最佳的现状。
其实一种无意识却在一定程度上助纣为虐的“语言暴力”就产生了。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并不简简单单在写一个少女被老师诱奸的故事,她也并不需要其他人打着“房思琪” 的大旗替她伸冤。
父权社会下每一个受到侵害的“房思琪”才应该是大众聚焦的重点。
在知乎上,有一部分人就房思琪的结局争论不休。其中一部分人认为,房思琪/林奕含就是因为读书和思考才会走向毁灭。不读书的女孩被强奸了,还能活下去,而且活的“很好”。我至今不能理解这种观点的理直气壮。
读书与思考,不是为了写作,为了高考,为了卖弄知识多寡和水平高下。不是为了赚钱,为了跨越阶层,为了成为人上人。这是一种作为人必须具备的感知力与理解力,当你有一天遇到挫折、痛苦时,也许它会帮你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
所以林奕含才创作了房思琪。她让我们知道了两件事:一是一个女孩被强奸不是这个女孩的错。二是父权社会下的凝视和对他人缺乏真正的同理心,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议论和眼神,会第二次强奸这个女孩,彻底毁灭她生的意志。
林奕含剖析自己的痛苦,并结束了生命,促使台北政府立法,改善了社会,让也许本来会受到伤害的很多人避免了伤害。综上所述,读书和思考,怎么可能是她悲剧命运的成因?
倒不如说,杀她两次的,一个是用几把强暴她的“李国华”,一个是用话语权强暴她的“你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