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首次成书的时间是一九九零年，叙诡尚未成为一种创作者用来偷懒的奇淫巧计，结合前期对于各种电影的讨论和拍摄部分的细节伏笔，比如大太阳和泥石流，大柳的结尾的确称得上是侦探电影的不错尝试。但从个人体验来讲，立原的结尾，一种侦探即凶手的构思，在意外性和剧情性上并不亚于导演，甚至更加圆滑。结尾在保留前期画面的基础上制造出了足够的悬念，将剧情冲突保留在已有的人物之间，而不是像大柳那样凭空制造出新堂这个人物，可见其对于剧本的巧思。至于说将寻找导演的整个经过作为花絮以录像带的形式出租再赚一笔，看起来更像是商业模式而不是本格推理的创新。 总而言之，叙诡作为一种令人恼火的谜底，在为作者开启上帝视角，让其通过语言和镜头让读者或观众产生误解的同时，也消除了推理本身给人的逻辑感与趣味性，以至于结尾越意外就越让读者感到耍赖。一方面这和近些年叙诡作家，比如折原一等人滥用技巧造成的剧情贫乏有关，一方面也是技巧本身带来的限制，导致除了开山之作《罗杰疑案》值得一读外，其他的叙诡几乎都是烂招。如今如果有人再敢玩弄类似的笔法，可能真的会破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