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发表了《集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它的主题是说明集体心理学的本质。一个最显著的集体心理学现象是：当一个人处在某个集体中时，他会丧失自己原来的性格特点。他会变得感情用事、责任心下降、良心消失、智能减退。 首先心理可分成两部分：自我和本我。本我是最原始的、无意识的心理结构，它是由遗传的本能和欲望构成的。在本我中，充满着发自本能和欲望的强烈冲动，它们始终力图获得满足。因此，本我其实是一种非理性的冲动，它完全受唯乐原则的支配，一味地寻求满足。自我是受知觉系统影响经过修改来自本我的一部分。它代表理性和常识，接受外部世界的现实要求。因此，它根据唯实原则行事。它的大部分精力用以控制和压抑来自本我的非理性冲动。它主张克制，但不否定本能的要求。它提倡通过迂回的途径来满足这种要求。自我与本我的关系就像骑手与他的马的关系。其次，在自我中还能作进一步的区分，这就是分作自我和自我的典范。 我们所体验到的大多数不愉快都是知觉的不愉快。它可能是对未得到满足的本能所引起的压力的知觉，要不就是一种或者其本身就是痛苦的、或者会在心理器官中激起种种不愉快的期待的外部知觉。这种不愉快的期待即是指被心理器官所认识到的“危险”。对这种本能的要求和危险的威胁所作出的反应构成了心理器官的实际活动，因而就能在正确的方式下得到唯乐原则或对唯乐原则有所修改的唯实原则的指导。这样似乎就没有必要对唯乐原则作任何有重大影响的限制。 假如我们不是在有意识的东西和无意识的东西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现实清晰的自我和被压抑的自我之间进行比较的话，那就会避免缺乏清晰性的缺陷。诚然，自我的绝大部分也是无意识的，尤其是被描述成核心的那部分。 意识，并不是我们归之于意识系统的各种过程的唯一区别性特征。根据我们从精神分析经验中获得的印象，我们断定，所有出现在其他系统中的兴奋过程，后来都会在这些系统中留下一些持久的痕迹，它们便构成了记忆的基础。 时间和空间是“思想的必然形式”。我们已经认识到，无意识的心理过程本身是“无时间性的”。 在极少数人类个体身上表现出的那种趋向于更完美境界的坚持不懈的冲动，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为一种本能压抑的结果。这种本能压抑构成了人类文明中所有最宝贵财富的基础。 精神分析摸索着向前发展，逐渐认识到了心理学的自我。最初，只是把自我看作是一种压抑的、稽查性的、能建立保护性结构和反相形成的力量。 在这些原始人身上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双重的，他们有四只手，四条腿，两张脸，两个生殖器，其他部分也是如此。后来，宙斯决定把这些人劈成两半，“就像为了便于剔核把山梨果切成两半那样”。人被分成两半之后，“由于每一半都十分向往另一半，于是它们就聚合在一起，相互间拼命地挥动着手臂，仍然渴望长成一个人。” 集体从不渴求真理，它们需要的是错觉，而且没有这些错觉就无法存在。它们始终认为，虚假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更优越。不真的东西对它们的影响几乎同真实的东西一样强烈。它们明显地具有不对这二者加以区分的倾向。 由某种未得到满足的愿望所产生的幻想和错觉的生活居支配地位，这一事实是神经症心理学中的决定因素。我们亦已发现，指导神经症患者的并不是普通的客观现实性，而是心理现实性。歇斯底里症状的基础是幻想而不是对真实经验的重复。强迫性神经症中的罪恶感，其基础是某种从未实行过的罪恶意图。在一个集体的心理活动中，确实就像在梦中和在催眠状态中一样，检验事物真实性的功能在具有情感性精力贯注的愿望冲动的强大力量面前，不再发生作用了。 一个集体对领袖的需要已经为迎接这个领袖的诞生而开拓了道路，但是这个领袖还需在个人的素质上适应这一集体。为了唤起这个集体的信仰，他自己必须深深地沉溺于对某种强烈信仰（某个观念）的狂热盲信之中，他必须具有某种坚强的、征服人心的意志，才能使这个毫无自己的意志的集体接受他的意志。勒邦接着讨论了不同类型的领袖人物，以及他们动员集体的手段。总的说来，他相信，领袖人物是通过那些他们自己狂热盲信的观念来使别人认识自己的。 勒邦还认为这些观点和这些领袖人物具有一种神秘莫测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他称这种力量为“威望”。威望是由某个个人、某一作品或某个观点煽动起来支配我们的东西。它能彻底麻痹我们的批判能力，而使我们的心中充满惊愕和崇敬的感情，就好像在催眠时唤起的那种“着迷”感觉一样。 “个人的利益，在离群索居的个人那里，几乎是唯一的动力，而在集体那里，简直是不为人所注目的。” 精神分析提供的证据表明：在两个人之间持续存在的几乎每一种密切的关系中，如在婚姻、友谊、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中，都会逐渐产生一种厌恶和对立的情绪，只是因为压抑而未被感觉到罢了。 自居作用从一开始就是矛盾的情绪，它既能容易地表现为对某人的亲切，也能同样容易地转化要排除某人的愿望。 在第一种场合，一个人的父亲就是他所要成为的，在第二种场合，他的父亲就是他所要占有的。也就是说，这种区别取决于是与自我的主体发生情感联系还是与自我的客体发生情感联系。 在对忧郁症的分析中，还发现另一种将对象内向投射的事例。在所有忧郁症最显著的病因中，真正失去或从情感上失去某个所爱对象是最主要的病因。在这些忧郁症病例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便是对自我的残酷的自贬，同时伴随着无情的自我批评和痛苦的自我责备。分析表明，这些蔑视和责备归根到底是针对对象而发的，是自我对这个对象进行报复的表现。这个对象的影子已经投射到这个自我身上，我在别处曾指出过这一点。把对象的内向投射现象在这里是清楚无误地表现出来了。 从这些忧郁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些东西，它们对我们后面的讨论可能是很重要的。它们表明，自我分成了两半，一半激烈地反对着另一半。这后一部分已经被内向投射的作用改变了，它包含着那个失去了的对象。不过我们对那个表现得如此残酷的一半也不是一无所知，它是由自我中的良心和批判能力构成的。即便在正常的时候，它对自我也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不过没有这么无情、这么不公正罢了。 以前几种场合，我们被迫提出这样的假设：在我们的自我中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能力，它可能使自己同自我的其余部分脱离开来，并与之产生冲突。我们称它为“自我典范”，并把自我观察、道德良心、梦的潜意识压抑力、压抑的主要影响等归于它的作用。我们已经说过，它是幼稚的自我从中享有自负的原始自恋现象的继续。它逐渐地从周围环境的影响中收集起环境对自我提出的而自我却不能始终达到的要求，结果是，一个人当他不能通过自我本身得到满足时，就有可能从那个已从自我中分化出来的自我典范中寻得满足。正如我们将要进一步指出的，在被监察妄想中，自我的瓦解已经变得很明显，「并且显露了自我典范的根源是来自超越父母的更高级权力。不过我们不要忘记补充一句，在自我范典与真正的自我之间的距离究竟有多大是因人而异的。在许多成年人身上，自我内部的这种分化并没有比儿童发达多少。 在爱的问题上，性过誉（sexual overvaluation）现象始终令我们深感吃惊。这种现象表现为这样的事实：那个被爱上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免遭挑剔，它身上的所有特点都比那些未被爱的对象的特点，或确切地说比它自己在被爱上之前的特点得到了更高的评价。假如感性的冲动多少遭到了压抑或阻止，那就会产生这样的错觉：这个对象之所以在感性方面被爱上了是因为精神方面具有的那些优点。然而，相反地，这些精神的优点实际上只通过该对象的感性魅力才表现在它身上的。 有趣的事实是，正是那些其目的受到抑制的性冲动才能在人们中间造成一种持久的联系。从一个事实中可以很容易理解这一点。这个事实就是，这些冲动是无法得到完全满足的，而那些其目的未受抑制的性冲动则在每次性目的达到后由于能量的释放而格外地减少了。感性爱得到满足后，注定要熄灭。它要是能做到持久存在，就必须从一开始起就应带有纯粹情感成分，也就是带有那种其目的受到抑制的情感成分，要不就是，它自身必须经历一场这种类型的转变。 我们将从力比多理论，从我们刚才讨论过的那些状态即爱情、催眠、集体形式、神经症等状态出发，补充一个比较性的评价。 爱情是建筑在直接的性冲动和其目的受抑制的性冲动同时存在的基础之上的，而对象则将主体的一部分自恋性自我力比多引向它自身。这是一个只能容纳自我和对象的情况。 哲学家们会反对说：“不对，‘无意识’这个术语在这里不适用；只要观念处于潜伏状态，那它就全然不是任何心理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反驳他们只会把我们引向无益的措词上的争辩。 但是，我们沿着另外一条途径得出无意识这个术语或概念，即在研究某些经验中发现心理动力学起了一部分作用。我们发现——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这样想——有非常之强有力的心理过程或观念存在着（这里，数量的或经济的［economic］因素首次成为要考虑的问题），虽然它们自己并不是意识的，但却能够在心理生活中产生普通观念所产生的一切结果（包括那些本身能够变成意识的观念所产生的结果）。这里不必再重复以前多次解释过的那些细节，而只要指出这样一点就够了，即精神分析理论在这一点上断言：这样的观念之所以不能变成意识，是因为有某种力量与其对抗，否则它们就能够变成意识，随后必将显示出它们与其他为人们所公认的心理要素间的差异是多么微小。一个事实已使这个理论成为不可辩驳的，这个事实就是，在精神分析学的技术中，已经找到一种方法可以消除那种对抗力量从而能使前述那些观念成为意识。我们把观念在成为意识之前所处的状态称为压抑。在分析工作中，我们坚持把实行压抑和保持压抑的力理解为抗拒。 具有愉快性质的感觉没有一点儿内在的推动力，而不愉快的感觉却高度地拥有这推动力。后面的这种推动力趋向变化，趋向发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不愉快解释为精力贯注的增高，而把愉快解释为精力贯注的减弱。让我们把变成像愉快和不愉快那样的意识的东西叫作心理事件进程中量的和质的“某物”，于是问题变成：这个“某物”在它所在的地方是否能够变成意识，或者它是否首先必须被发送到知觉系统中去。 在分析中我们发现有一些人的自我批评和良心的官能——这是一些极高级的心理活动——是无意识的而且无意识地产生最重要的结果；因此在分析中抗拒属于无意识的例子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这个新发现不顾我们良好的批评判断，迫使我们谈论一种“无意识罪恶感”，它比其他发现更加使我们感到困惑，并给我们提出一些新问题，特别是当我们逐渐看到了在大量的神经症病例中这一类无意识罪恶感起了决定性的经济作用，并且在复原的道路上设置了最强有力的障碍。如果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价值标准上，我们将不得不说在自我中，不仅最低级的东西，而且最高级的东西都可以是无意识的。就像我们对我们刚刚说过的意识自我（conscious ego）拥有一种证据一样：自我首要地是一种躯体自我。 自我基本上是外部世界的代表、现实的代表，超我则作为内部世界和本我的代表与自我形成对照。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冲突最终将反映为现实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之间的悬殊差别。 如果我们首先着手研究忧郁症，我们就发现控制意识的过分强大的超我用残忍的暴力激烈地反对自我，好像它占有了人所具有的全部施虐性。按照我们的施虐狂观点，我们应该说破坏性成分在超我中牢固地盘踞着，并转向反对自我。现在在超我中处于摇摆状态的似乎是一种死的本能的纯粹文化。事实上，如果自我不及时地通过向躁狂症的转变来挡住它的暴君，死的本能在使自我走向死亡中经常获得成功。 从本能控制的观点来说，从道德的观点来说，可以说本我是完全非道德的；自我力求是道德的；超我能成为超道德的，然后变得很残酷——如本我才能有的那种残酷。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人越是控制他对外部的攻击性，他在自我典范中就变得越严厉——这就是越带有攻击性。 所有源自外部的生活经验都丰富了自我；但是本我是自我的第二个外部世界，自我力求把这个外部世界隶属于它自己。它从本我那里提取力比多，把本我的对象精力贯注改变为自我结构。它在超我的帮助下，以我们还不清楚的方式利用贮藏在本我中的过去的经验。 本我的内容可以通过两条道路进入自我。一条是直接的，另一条是由自我典范带领的；自我的内容采取这两条道路中的哪一条，对于某些心理活动来说，可能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自我从觉察到本能发展为控制它们，从服从本能发展为阻止它们。在这个收获中，自我典范占据了很大的一份，实际上自我典范部分地是对抗本我的本能过程的反相形成。精神分析学是一种使自我能够逐渐征服本我的工具。 一个力比多对象那样提供给本我，目的在于使本我的力比多隶属于它自己。它不仅是本我的一个助手；而且还是一个讨到主子欢喜的顺从的奴隶。它任何时候都尽可能力求与本我保持良好的关系；它给本我的无意识命令披上它的前意识文饰作用（rationalizations）的外衣；事实上甚至在本我顽固不屈的时候，它也借口说本我服从现实的劝告；它把本我与现实的冲突掩饰起来，如果可能，它也把它与超我的冲突掩饰起来。处于本我和现实中间，它竟然经常屈服于引诱而成为拍马者，机会主义者，以及像一个明白真理、但却想保持被大众拥戴的地位的政治家一样撒谎。 对两种本能，自我的态度是不公正的。通过它的自居作用和升华作用的工作，它援助本我中的死的本能以控制力比多，但是它这样做就冒着成为死的本能的对象的危险和自己死亡的危险。为了能够这样进行帮助，它必须使自己充满力比多；这样它自己才能成为爱的本能的代表，并且从此以后总是期望生活和被爱。 自我是焦虑的实际的所在地。在来自三个方面危险的恐吓下，它通过从威胁的知觉或从被同样看待的本我中的过程中回收它自己的精神能量来发展“逃脱反射”（flight-reflex），并把这种精神能量当作焦虑放射出去。这个原始的反应以后由保护性精力贯注（恐怖症的机制）的实行所代替。我们还不能详细说明自我究竟害怕什么外部危险和什么力比多危险；我们知道这种害怕乃是属于对被颠覆或者被消灭的恐惧，但它不能通过分析来把握。自我只不过服从快乐原则的劝告。另一方面，我们能够说出自我害怕超我、害怕良心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什么。进入自我典范的高级动物，曾经预示了阉割的危险，这个对阉割的恐惧可能就成了一个核心，在其周围聚集着随之而来的对良心的恐惧；就是这种阉割恐惧作为对良心的恐惧持续着。 在神经症中，罪恶感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使得人们相信，在严重的病例中一般的神经症焦虑被自我和超我之间的焦虑生成（阉割恐惧，良心恐惧，死亡恐惧）所加强。 我们最后回到本我上来，本我没有向自我表示爱或恨的方法。它不能说什么是它所需要的；它没有获得统一的意志。爱的本能与死的本能在本我中斗争着；我们已经看到了，一组本能使用什么武器保护自己、反对另一组本能。这就有可能把本我看作在沉默的但却强大的死的本能的控制下，死的本能的愿望是平静，（在快乐原则的促进下）使爱的本能——惹是生非者——安歇下来；不过，这样也许会低估了爱的本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