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套地下室住房，是从小石山坡上挖出来的，是楼房的第一层。小山是紧挨着我们的邻居，一座沉重、内向、安静的邻居，苍老、忧郁的小山，具有单身男子的习性，总是一言不发，昏昏欲睡、孤高冷漠的小山，从来不吱吱拖动家具，不招待客人，不发出响声，不打扰我们，但是总从它和我们的共用墙渗到我们这边来，就像我们这个可怜居住区那轻微而执拗的霉味、阴冷暗淡的沉寂和潮湿。 你们冬天怎么受得了呢？潮气不会从墙上渗进来吗？冬天在这里不觉得有点沮丧吗？ 在我眼中，这些男男女女的拓荒者强悍，认真，老成持重，他们会围坐在一起唱令人心碎的渴望之歌，唱讥讽嘲弄的歌，唱肆无忌惮的贪欲之歌；要么就是疯狂地跳舞，仿佛超越了肉体。但是他们也能够享受孤独与内省。 尽管我们是真正的文化人，但我们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我们很有修养，但我们不是好欺负的。我们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无论如何，这就是远方的世界。在美国，还有在我集邮册里出现的其他奇妙的地方，在巴黎，在亚历山大，在鹿特丹，在卢加诺，在比阿里茨，在圣莫里兹，神圣之人钟情那些地方，彬彬有礼地你争我夺，失败、放弃战争、漂泊，在大雨滂沱的城市，他独自坐在林阴大道旅馆那昏暗的酒吧里把酒，生活随意。 我可以想象到他的忧伤。爸爸和书具有一种感官上的联系。他喜欢感受、抚摸、闻嗅他的书。他对书动手动脚，以此为快：他控制不住自己，他得过去触摸书，连别人的书也是一样。那时的书确实比现在的书要性感：适于闻嗅、轻抚和抚弄。有些书是用有点粗糙的皮装订而成，上有烫金字体，散发着香气，触摸时让你起鸡皮疙瘩，好像你在触摸什么隐秘而不可接近的东西，某种在你的触摸下耸起并颤抖的东西。还有一些书用布面卡纸板装订而成，用散发着奇妙芳香的胶水粘住。每本书都有自己独特而富有挑逗性的气味。有时布面从卡纸板上脱落，像调皮的裙，令人难以抵挡诱惑去窥视肉体和衣装间的黑暗空间，闻嗅那些令人炫目的气味。 一般情况下，爸爸会在一两个小时后回来，书没有了，满载装有面包、鸡蛋、奶酪的牛皮纸袋，有时甚至有腌牛肉罐头。 于是我学到了各种各样的秘密。生活中有各种不同的道路。任何事情均可根据不同的乐谱和逻辑，以其中某种形式发生。这些并行逻辑按照自己的途径保持和谐，自我臻美，与众不同。 偶尔，父母允许我把书从爸爸的书架上拿到院子里掸掉灰尘。每次不得超过三本，这样才不至于把位置搞乱，因此每本书会回到其合适的所在。这项任务艰巨而惬意，因为我发现书尘气息让人如此心醉神迷，令我有时忘却了自己的任务、职责和责任，在门外一直待到妈妈焦急起来，打发爸爸执行营救使命，查明我有没有中暑，有没有被狗咬伤。他总是会看到我蜷缩在院子里的一个角落，沉浸在书中，双腿蜷曲，头歪向一旁，嘴半张着。爸爸半生气半慈爱地问我怎么又这个样子，我过了会儿才缓过神来，像溺水者和眩晕者那样，缓慢而勉强，从无法想象的遥远所在，来到这满是日常杂务的尘世中来。 实际上，我小时候具有一种奇怪的冲动——愿意赋予某件事情第二次机会，而它不可能拥有这次机会——至今，这一模一样的冲动仍驱动着我前行，不管我何时坐下来写小说。 征服者一个个接踵而至，统治一段时期，留下几座城墙和高塔，在石头上留下几道裂缝、些许陶器碎片和文献，而后不见了踪影，如同薄薄晨雾在山坡上消失。耶路撒冷是个上年纪的慕男狂，她把情人们一个接一个榨干至死，而后打着哈欠把他们从身上抖掉；是黑寡妇球腹蛛，当配偶还在和它交配时就将其吞噬。 他的体态仿佛像尸体那样总保持着最后的自然状态。 我和他不同。我绝对非常喜欢变化，喜欢不期而遇，喜欢旅游。但我也喜欢尼海米亚大叔。不久以前我找过他，但在吉瓦特肖尔墓地没有找到。墓地扩大了，渐渐远去，很快将会与贝特尼库法湖接壤，要么就与莫茨阿毗连。我在长凳上坐了大约有半个钟头，一只执拗的黄蜂在柏树枝桠间嘤嘤嗡嗡，小鸟把一个词重复了五六遍，我目光所及只有墓碑、树木、山丘和云朵。 妈妈说，孤独酷似沉重的铁锤，打碎着玻璃，锻造着钢铁。爸爸则循循善诱，给我们从词源学角度讲述“铁锤”一词，以及它在不同语言中的衍生结果。 所以我必须挡住诱惑，不把它点燃。我也得收拾一下，把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 所以我必须挡住诱惑，不把它点燃。我也得收拾一下，把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 最后她死于心脏病，这是事实。但害她的不是心脏病，而是过于讲究卫生。也许害她的不是讲究卫生，也非欲望，也非对欲望的内在恐惧，而是对这种恐惧所持续的秘密愤怒，那是种压抑着的愤怒，非常有害的愤怒，像个没有切除的疖子，对她自己的身体愤怒，对她自己的渴望愤怒，而且也是深沉的愤怒，对这些渴望所引起的急剧反应愤怒，一种不可告人的恶毒愤怒，既冲着犯人又冲着看守，年复一年秘密悲悼流逝而去的荒废光阴，悲悼身体的萎缩和体内的欲望，那欲望经受了上千遍的洗涤、去污、刮落、消毒和烹煮，这种黎凡特人的欲望肮脏，汗涔涔，缺乏理性，在昏厥的那一刻达到亢奋状态，但满是细菌。 这里，乔治王街，还有在德国犹太人的热哈维亚，在希腊和阿拉伯富人的塔里比耶，现为另一种寂静所笼罩。它有别于贫穷而无人问津的东欧犹太人小巷在安息日里的虔诚寂静——迥然不同、激动人心的秘密寂静「在乔治王大街上徘徊不去。眼下安息日下午两点半，大街上空空荡荡，那是一种带有异国风情、实际上尤为英国风情的寂静，因为乔治王街——不仅是因为名字——在我一个孩子的眼里，永远像电影中看到的奇妙伦敦城的延伸。乔治王街拥有一排排高大正规的建筑，以清一色的外观顺着道路两旁延伸开去，不像我们住区，住户和住户之间隔着可怜的无人照管的院落，垃圾和碎铁愈加损坏了其外观。在乔治王街这里没有破旧失修的阳台，不会看到窗户上有断裂的百叶窗像张着没牙的瘪嘴，不会看到把可怜家当暴露无遗的穷人窗口，不会看到补丁摞补丁的床垫、花里胡哨的地毯、挤在一起的一堆堆家具、黑糊糊的炒锅、发霉的水壶、奇形怪状的搪瓷炖锅以及一排五颜六色锈迹 我的约瑟夫伯伯是个绝妙坦诚的人，满怀自爱与自怜，精神脆弱，渴求认知，充满孩子般的兴高采烈，一个总是佯装可怜的幸福人。他带着某种快乐满足，喜欢没完没了地谈论他的成就，他的发现，他的失眠，他的诋毁者，他的经历，他的书籍、文章和讲座，所有这些无一例外地引起了“世上轰动”；还谈论他的会谈，他的工作计划，他的伟大之处，他的重要性以及他的高尚精神。 "他没有变化。总说一样的话，一样的故事和奇闻轶事。从我认识他之日起，他就在每个安息日重复自己。” 爸爸会说： “你有时有点太挑剔了。他已经不是年轻人了，我们有时都在重复自己。你也是。” 也许是：不止投下一个影子，不从蛋糕里挑拣葡萄干，克制自己，不断磨砺。还有一件事：我奶奶常用比我所发现的阿格农表达法还要尖锐的方式说：“要是你已经哭得再没有眼泪，那么就不要哭，放声笑吧。” 有时我被留在爷爷奶奶家里过夜。我奶奶经常会突然指着家具或衣服或人，对我说： “那么丑，简直接近美了。” 有时她说： “那么聪明，聪明极了，简直什么都不知道了。” 要么就是：“好疼啊，好疼，疼得我都要笑了。” 她整天自己哼着小曲，那曲子来自她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显然那里不用害怕细菌，也没有粗野，她抱怨说粗野同样污染了这里的一切。 爷爷喜欢美，憎恨一切丑陋的东西。他喜欢偶尔一个人喝上一口樱桃白兰地，振奋他激情澎湃的孤寂心灵。世界不了解他。妻子也不了解他。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他的心灵总是向往着某种崇高，但是众人共同密谋要砍断他的翅膀：他的妻子，他的朋友，他的商业伙伴，所有的人都在密谋迫使他一头扎进七七四十九种各式各样的养家糊口、打扫卫生、收拾整理、洽谈生意，以及上千种小负担和义务。他性情平和，容易上火，也容易平息。无论他何时看见任何责任，不管是家庭责任，还是社会责任，还是道德责任，他总是弯腰肩负起来。但之后又会发出叹息，抱怨负担沉重，所有的人，尤其是奶奶，利用他的好脾气，让他负载着扼杀了他诗人火花的一千零一件使命，把他当成供差遣的童仆一样使唤。 “如此阴郁的思想包围着我/在我人生的夜晚：/告别了年轻人的生机/告别了阳光下的希冀——/留下的是冰冷的冬季……” 他在安息日当众抽烟，狂放不羁大吃禁吃食品，出于人生苦短的阴郁观点，也出于对来生和神明审判的激烈反对，他追求快乐。 她凭自己特有的敏感意识到，孤独与渴求认知，羞怯与狂放，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与陶醉自我的自大狂妄，这些别别扭扭的组合驱动着诗人和作家走出书斋，你找我我找你，你挨我我靠你，找乐，调笑，放下架子，互相感受，手搭在肩膀上，或胳膊搂着腰，谈天说地，争论不休，有点唠叨，有些好奇地查看别人的隐私，阿谀逢迎，意见不一，串通勾结，正确无误，生气见怪，道歉，修补，互相回避，再寻找自己其他的伙伴。 它从来不向过往的行人汪汪，不向大街上的狗们叫喊求助，从来不狂吠，但当它坐在那里时，脸上露出某种默默的绝望，牵动着我的心弦，还有那比最为可怕的号叫更为撕心裂肺的无声的顺从。 他终生向往爱情和情感恣肆的世界。（他从未把爱和崇拜区分开来，渴望得到充足的爱与崇拜。） 她们献上吊唁、鼓励、孤独的自由和同情。她们从来没有将他独自抛下，与之共进热气腾腾的饭菜，用苹果蛋糕来安慰他，他显然不愿意被她们抛下不管。他总是对女人怀有好感……对所有的女人，包括漂亮女人和拥有其他男人发现不了的美的女人。“女人，”我爷爷曾经宣布说，“都非常非常美丽，无一例外。只有男人，”他微笑着说，“是瞎子！十足的瞎子！咳，有什么呀。他们只看到自己，甚至连自己也看不到。瞎子！” 他喜欢让她拉住自己的手，领他去她的所在，她自己的所在。他喜欢做她的陪伴者。 他喜欢认识她。喜欢理解她，了解她，抵达她的内心深处，再多一些。 他喜欢奉献自己。他喜欢把自己奉献给她，而不是喜欢从她那里得到些什么。 有人在旗杆上放了个空橄榄罐子，做得像鸽房，等待鸽子来临……直到希望破灭。 他们都竭力相信，最坏的时日将会过去，希伯来国家将会建立，一切均会有好转——可不是嘛，他们的苦杯已经盈满。施耐欧尔·扎尔曼·鲁巴绍夫，后更名为扎尔曼·夏扎尔并当选为以色列总统，那时曾在报纸上写下这样的话：“当自由的希伯来国家终于建立后，任何事情都将不同于以往！就连爱情也不同从前！” 没有是恶的。兽类不可能恶。兽类一点也不恶。恶是我们人类的专利。也许我们毕竟在伊甸园里错吃了苹果？ "是这样。一点邪恶，人与人之间就像在地狱里一样。一点点怜悯，一点点慷慨，人与人之间就像在天堂里一样。” 我说的是一点点怜悯和慷慨，但我没有说爱，我不是相信泛爱的那种人。人人爱人人，这或许该留给耶稣。爱毕竟是另一回事。与慷慨和怜悯截然不同。恰恰相反。爱是对立事物的奇妙混合，是极端自私与完全奉献的混合。一个悖论！此外，爱，大家一直在谈论爱，爱，但是爱并非你所选择的东西，你抓住了爱，像患上疾病，你陷入爱，像陷于一场灾难。所以我们所选择的是什么呢？人类时时刻刻所选择的是什么？慷慨，还是邪恶？每个小孩子都对此了如指掌，然而邪恶没有尽头。对此你将如何做出解释？仿佛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从那时吃的那个苹果里得来的：我们吃了一个有毒的苹果。” 从天花板上的一个小口射进了一缕灰尘弥漫的斜光，它似乎强化了黑暗，而不是驱散了黑暗。我从母亲所讲的故事中，了解了这个地窖，即便现在，当我提笔写作时，闭上眼睛，也能走到那里，呼吸到那令人头晕目眩的气味。 长官也没说一句话，纵然在他内心深处，或许因把一切归咎于你外祖父而感到几分愧疚。可是他现在能怎样呢？毕竟，列宁和斯大林从来也不接受任何人的解释或者致歉，他们只会把他们送到墙边枪毙。 可他什么也听不见，他默默地冷静地生活，就像天上的月亮。 也许，妈妈让他生活得痛苦，并非完全是妈妈的过错。毕竟，她在那里过得实在是不开心。绝对不开心！她总之是个不开心的女人。她生来就不开心。就连枝形吊灯和水晶也没有使她开心。 爸爸总说任何悲剧都有几分喜剧成分。 上帝就是这样创造了我们——财富是种罪恶，贫穷是种惩罚，尽管惩罚的不是罪人，而是惩罚的没有钱逃避惩罚的人。女人，自然不能否认她怀孕了。男人只要愿意，就可以否认，你有什么办法？上帝给男人快乐，给我们以惩罚。他对男人说，你靠自己辛勤劳动食用面包，那是一种奖赏，而不是惩罚，不管怎么说……解除男人的工作，他会忘得一干二净……给我们女人他赐予靠近闻嗅他们脸上汗水的特权，这不是什么很大的乐事，他也加上了一句承诺：“你在生产儿女时必多受苦楚。”我知道也许能看出些微的差别。 你的人生属于自己的时间很短，从你离开父母家到第一次怀孕。 政治上的怨恨当然没有减退，宗教、民族，或者阶级之间的怨恨当然也没有减退，但是伴侣之间的怨恨，年轻家庭里的怨恨似乎有所减退。或许我只是在欺骗自己。或许一切都是在演戏，毕竟世界仍在继续，一如既往……母猫在舔自己的幼崽，而穿靴子的猫先生把自己浑身上下舔了一遍，拽拽自己的胡须，出门到院子里寻找欢乐？ 但是你母亲，仿佛突然之间正在反叛，突然之间开始向那些年一直挂在我们饭厅的那幅艺术作品报以蔑视。她嘲笑它粉饰现实！不真实！在现实生活里，牧羊女身着破敝的衣衫，不是穿绫罗绸缎，她们的脸因挨饿受冻而恐惧，而不是有张天使般的脸，肮脏的头发上长着虱子和跳蚤，而不是那样的一头金发。忽略痛苦与遭受痛苦几乎一样糟糕，那幅画把现实生活变成了某种瑞士巧克力盒子上的风光。 恐惧降临到每个犹太家庭，那恐惧几乎从来没有谈起过，但它无意地渗入到我们的体内，像毒药那样一滴一滴地侵入，使我们毛骨悚然：也许我们真的不够干净，也许我们闹闹哄哄，强迫别人，太精明，追逐金钱。也许我们的行为真的不得体。最怕的就是我们可能给非犹太人留下不好的印象，那么他们会大光其火，反过来向我们做些想都不敢想的可怕事情。 千百遍向每个犹太孩子脑海里灌输，对他们要行为规范彬彬有礼，即使他们举止粗鲁，醉醺醺的，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要冒犯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和非犹太人争论，喋喋不休，不能惹他们发火，不能高昂着头，和他们讲话时口气要轻，面带微笑，这样他们就不会嫌我们乱了，总是要用准确典雅的波兰语和他们讲话，这样他们就不会说我们污损了他们的语言，但是我们千万别把波兰语讲得太艰深，这样就不会觉得我们怀有提高地位的野心，我们不能给他们造成任何借口指责我们贪婪成性，但愿不要这样，说我们的裙子脏了。总之，我们需要费尽心机留下好印象，任何孩子都不能破坏这一印象，因为就连某个孩子头发不干净，比如长了虱子，也会损害整个犹太民族的声誉。他们无法忍受我们，所以要是再给什么别的受不了的理由的话，那就更是天理难容了。 你们这些出生在以色列的人，永远也搞不懂这一点一滴如何慢慢地扭曲你所有的情感，像铁锈一样慢慢地消耗你的尊严；慢慢地使你像一只猫那样摇尾乞怜，欺骗，耍花招。我非常不喜欢猫。也不喜欢狗。但是倘若需要我做出选择的话，我宁愿喜欢狗。狗像一个非犹太人，你一下子就可以看出它的所思所想。大流散中的犹太人就像猫，这是从不好的方面看，不知你是否明白我的意思。 那确实是座一直滴着熔岩的火山，可以闻到烟火的气味。“他们在黑暗中为了我们而磨刀霍霍。”人们说，但没有说是谁，因为可能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暴民，即使在以色列，也证明犹太暴民有点怪兽的味道。 重要的是在希特勒的德国大街上没有暴乱，没有无政府状态——我们那时仍然认为无政府状态是最为恶劣的状态。我们的噩梦就是，有朝一日神职人员会布道说耶稣会因为犹太人要再一次流血，他们会开始敲起这可怕的钟，农民们肚子里装满荷兰烈酒，拿起斧头和干草叉，总是这样开始。 对你来说这些可能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在那年月，所有的波兰人在波兰语中陶醉，乌克兰人在乌克兰语中陶醉，更不用说德国人、捷克人，大家都陶醉，甚至连斯洛伐克人、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都是这样，在那样的欢宴上没有我们犹太人的容身之地，我们谁都不属于，谁都不要我们。我们也希望成为一个民族，像大家一样，那该是怎样一种奇迹。他们还留给我们别样的选择了吗？ 我坐在这里的扶手椅上，每天伤心几个小时。要么就是望着窗外伤心。不是为了已经失去的东西伤心，而是为尚未发生的东西伤心。我现在没有理由为塔尔洛伤心，那已经是七十年前的事情了，他现在不管怎么说已经离开人世了，要是斯大林没有把他杀了，他也会死在这里，死于战争，死于恐怖主义者的炸弹，或者死于癌症或糖尿病。我只为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伤心。只为我们自己为自己拍的那些漂亮照片，而今已然褪色的照片伤心。 我现在认为所有的旅行都是个错误，你不会空手而返的惟一旅程就是你的心灵之旅。在我内心深处，没有疆界和海关，我可以像星星那样向着最远方行进，或者是在已经不再存在的地方旅行，拜访不再存在的人们。甚至走进从未存在过的地方，或者是不可能存在的地方，待在那地方对我有好处。或者至少，没有坏处。我给你煎个鸡蛋吃了再走？再放些西红柿、奶酪和一片面包？或者放些鳄梨？不用？你又那么着急？至少再喝一杯茶吧？ 她感兴趣的是我的思想！我的梦想！我的精神生活！她认为我是个独特而富有独创性的孩子！正在成型中的艺术家！她想找机会——眼下没有必要——来试着接触一下我年轻性格中较为内在和易受影响的方面（我那时有十来岁）。 比如，我完全独自一人时会想些什么？我秘密的想象生活中会发生什么？什么东西真的能够使我感到快乐或伤心？什么事情会让我激动？什么事情会令我恐惧？什么事情使我反感？什么样的景色能够打动我？我是不是听说过柯尔恰克？我是否读过他的《魔术师约塔姆》？我是否对美妙的性有秘密想法？她非常想成为，怎么说来着，倾听的耳朵、我推心置腹的朋友，尽管我们之间有年龄差距，等等。 渴望并向往世上本不存在的某种地方”？难以知晓。梦幻中的忧愁，无法表达的真情，以及浪漫的苦痛，这层朦胧的面纱遮住那些衣食无忧的罗夫诺青年女子，仿佛她们那里的生活，永远在中学院墙内被漆成两种色调：忧愁或欢乐。 二十年代那所学校课程设置上的某些东西，抑或是侵入妈妈和她年轻朋友心房里的某种深藏着的浪漫霉菌，某种浓烈的波兰—俄罗斯情感主义，某种介乎肖邦和密茨凯维奇之间的东西，介乎《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拜伦勋爵之间的某种东西，在崇高、痛苦、梦幻与孤独之间那模糊地带的东西，各式各样捉摸不定的“渴望和向往”欺骗了我母亲大半生，诱使她最终屈服，并在1952年自杀。她死时年仅三十八岁。我十二岁半。 话只说了一半就这样粗鲁地离去？然而，她自己总是主张乖巧，礼貌，善解人意的举止，努力不去伤害他人，关注他人感受，感觉细腻！她怎么能这样呢？ 我恨她。 几星期后，愤怒消失了。与之相随，我似乎失去了某种保护层，某种铅壳，它们在最初的日子里保护我度过震惊与痛苦。从现在开始，我被暴露出来。 我在停止恨妈妈时，又开始恨自己。 我在心灵角落尚不能容纳妈妈的痛苦、孤独，以及周围裹挟着她的窒息气氛，离开人世前那些夜晚的可怕绝望。我正在度过我自己的危机，而不是她的危机。然而我不再生她的气，而是相反，我憎恨自己，如果我是个更好更忠心耿耿的儿子；如果我不把衣服丢得满地全是；如果我不纠缠她，跟她唠唠叨叨，按时完成作业；如果我每天晚上愿意把垃圾拿出去，不是非遭到呵斥才做，如果我不惹人生厌，不发出噪音，不忘记关灯，不穿着撕破了的衣服回家，不在厨房踩了一地泥脚印；如果我对她的偏头疼倍加体谅，或至少，她让我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别那么虚弱苍白，她做什么，还是往我盘子里放什么，我都把它们吃光，不要那么难为她；如果为了她，我做一个比较开朗的孩子，别那么不合群，别那么瘦骨嶙峋，稍微晒得黝黑一点，稍微强壮一些，像她让我做的那样，就好了！ 也许，某种童年时代便已确信的东西，受到与死亡缪斯有关的某种浪漫的毒壳的浸染？是不是塔勒布特学校里过于纯化的课程中的某种东西？或是一种忧郁的斯拉夫中产阶级人士的特征，我在母亲去世几年后在契诃夫、屠格涅夫、格尼辛的创作，甚至拉海尔的诗歌中再次与之相遇。它使我的妈妈在实现不了童年梦想之际，把死亡设想为某种令人激动并且富有保护和抚慰的情人，最后的艺术家情人，最后能够治愈她孤独心灵的人。 许多年间我一直在追踪这个老杀手，这个狡诈而原始的引诱者，这个令人作呕的脏老头，因年事已高而脱形，但是不时地把自己乔装打扮成年轻迷人的王子，这个猎取破碎心灵的狡猾猎手，这个吸血情人，声音又苦又甜，犹如孤寂夜晚的大提琴曲，这个诡秘柔和的江湖骗子，一位谋略大师，一位具有魔力的流浪艺人，把绝望与孤独引到斗篷的皱褶里。这个屠杀破碎灵魂的老连环杀手。 我加快了步伐。几乎是在追赶她。我整个思绪沉浸在关于公主的传说里，像我这样的骑士策马加鞭，将她从巨龙厉齿或邪恶男巫的符咒里营救出来，我得追上她，好好看看这位森林女神，也许稍微救救她，为她斩杀一两条龙，赢得她一生一世的感激。我怕在黑暗的迷宫里永远失去她。 思考，然而未抵达最终结果，所有坚硬所有冰冷的东西将会永远坚硬冰冷下去，而所有柔软温暖的东西只有眼下才会柔软温暖。最终，一切都会转向冰冷坚硬一边。在那里，你不行动，不思考，不感受，不给任何东西以温暖。永远不。 妈妈却靠其他浪漫主义准则生存，它带有内省、忧郁，又有点孤独，沉湎于令人心碎、感情深切的弃儿的痛苦中，充满了世纪末颓废派艺术中那种朦胧的秋天气息。 家总有一种搬到好一点的比较有文化的街区居住的梦想，比如说哈凯里姆区，或者克里亚特施莫埃拉区，倘若不是塔拉皮尤特或者拉哈维亚，不是马上就搬，而是有朝一日，在将来，当具备了可能性，当我们有了一些积蓄，当孩子长大一点，当父亲设法立足于学术界，当妈妈有了固定教职，当环境好转，当国家有了进一步发展，当英国人已经离去，当建立了希伯来国家，当这里的未来已经明朗，当情形最终对我们稍微容易一些时。 倘若你必须在说谎与伤害他人情感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你与其选择事实不如选择感觉。究竟是让人高兴还是揭露真相，究竟是不引起痛苦还是不要说谎，面对这种抉择，你应该总是与其诚实，毋宁慷慨。 但是在大部分童年，我在臆想世界里一遍遍地从熊熊燃烧的火炉里营救的人是谁，是谁在用爱回报我？也许这样问话的方式并不对，不如问：在那个好幻想的愚蠢孩子在狂妄自大的心里究竟出现了何种不可思议的可怕预兆，暗示他，但不把结果显示给他，向他发出信号，但在时间允许之时没给他任何机会去解释妈妈会在那个冬天的夜晚出事的模糊暗示。 我妈妈确实一人去了阿扎疗养院。但即使在那里，她也没有停止读书。相反，她几乎是没日没夜地读。她坐在山边丛林的一把帆布躺椅上从早读到晚，晚上她坐在灯火通明的游廊里读书，而其他客人则在跳舞、玩牌、参加各种各样的其他活动。夜里她会到接待柜台旁边的会客室几乎读上一个通宵，以便不打搅同屋的室友。她阅读莫泊桑、契诃夫、托尔斯泰、格尼辛、巴尔扎克、福楼拜、狄更斯、沙米索、托马斯·曼、伊瓦什凯维奇、克努特·汉姆孙、克来斯特、莫拉维亚、赫尔曼·黑塞、莫里亚克、阿格农、屠格涅夫，还有萨默斯·毛姆、斯蒂芬·茨威格以及安德列·莫洛亚——整个休息期间她的目光几乎就没有离开书。当她回到耶路撒冷时，显得疲倦而苍白，眼下布满了黑色晕圈，仿佛她每天夜里都在狂欢。当父亲和我问她怎样享受自己的假期时，她朝我们微微一笑，说：“我真的没有想过。” 我七八岁时，有一次我们坐在公共汽车最后一排去往诊所或者鞋店，妈妈对我说，书与人一样可以随时间而变化，但有一点不同，当人不再能够从你那里得到好处、快乐、利益或者至少不能从你那里得到好的感觉时，总是会对你置之不理，而书永远也不会抛弃你。自然，你有时会将书弃之不顾，或许几年，或许永远。而它们呢，即使你背信弃义，也从来不会背弃你——它们会在书架上默默地谦卑地将你等候。它们会等上十年。它们不会抱怨，直至一天深夜，当你突然需要一本书，即便时已凌晨三点，即便那是你已经抛弃并从心上抹去了多年的一本书，它也不会令你失望，它会从架子上下来，在你需要它的那一刻陪伴你。它不会伺机报复，「不会寻找借口，不会问自己这样做是否值得，你是否配得上，你们是否依旧互相适应，而是召之即来。书永远也不会背叛你。 在我父亲的世界里，任何痛苦都会导致救赎。 大流散中的犹太人可怜吧？可是，很快就会建立一个希伯来国家，而后一切均会好转。铅笔刀丢了吧？可是明天我们就会买一个新的，更好的。今天我们有点肚子疼吧？可是在你举行婚礼之前会好的。至于可怜遭蜇的狗熊，目光那么凄楚，我在看它时眼中含泪吧？可是到了下一页它的样子既健壮又高兴，因为它接受了教训，所以不再懒惰了，它和蜜蜂签订了使双方受益的和平条约，其中甚至有一项条款，承诺按时给它供应蜂蜜，诚然蜂蜜的数量合理适度，但是却永远永远。 走上二十二级台阶，把水瓶子挂在耶路撒冷最小一所学校的入口的挂钩上，那学校只有两个班级，两个老师，十二个学生和九只猫。 她是我的初恋。一个三十多岁的未婚女子，杰尔达老师，施尼尔松小姐。我那时还不到八岁。她让我神魂颠倒，某种以前没有动静的内在节拍从那时开始便在我心中跳动，至今仍未平息。 当我起身离去时，那屋顶显然在岁月的流逝中变矮了。几乎碰到了我的头顶。 岁月并没有使她改变许多。她没有变丑，发胖，或者萎缩，在我们说话时她依然目光闪烁，像发出一束光探询我秘密的心灵深处。然而，即或如此，某些东西已经发生了改变。仿佛在我没有见过她的数十年间，杰尔达老师变得像她的旧式住房。 她就像一只银制的烛台，在黑暗空间里发出晦暗的光。我应该在这里做出全然精确的描述：在最后一面中，杰尔达在我眼里像蜡烛，像烛台，还像黑暗的空间。 你可以听到沙漠是如此的静谧。它不是风暴来临之前的沉寂，也不是世界末日降临之际的沉寂，而是只能覆盖一个沉寂的沉寂，甚至更为深沉的沉寂。我在那里站上三四分钟，吸进沉寂，如同吸进气味。接着我转过身来。从干河谷里走回到大路边，所有花园里的狗都开始向我气势汹汹地狂叫，我为自己辩解。也许它们想象，我正在威胁着帮助沙漠侵略这座小城。 他十二岁那年和父母一起被带到马伊丹内克死亡营，他是惟一的生还者。他不想告诉我他是怎样生还的。他答应下次什么时候再告诉我。但是每一个下次，他选择的却是让我睁开双眼，这样我便不应相信和平，我不应再幼稚下去，因此我必须坚定信念：他们的惟一目的是把我们杀光，他们所有的和平谈判都是陷阱，要么就是整个世界帮助他们酿造并拿给我们的安眠药水，哄骗我们入睡。像那时一样。 我们多么抱歉，多么惭愧，多么不好意思，但与此同时，过于宽宏大量地寻找借口，或者为具体情况进行辩解，足能承受所有的难堪，悔恨与愧疚。 他试图用通常说的某个俏皮话逗我和妈妈发笑：剽窃一本书者为文抄公，剽窃五本书者为学者，剽窃五十本书者为大学者。 我喜欢那只小乌龟，它经常早晨爬到我在石榴树下的领地，吃我手上的生菜叶和黄瓜皮。它并不怕我，也不把脑袋缩进壳子里，在吞吃东西时，它的小脑袋一动一动的，可好玩了，仿佛它在频频点头，同意你所说的话。（它就像热哈维亚区的某位秃头教授，他们也通常热情地点头，直至你把话说完，可那时他的认可却变成了嘲弄，因为在他冲你频频点头时，就已经把你的见解撕成了碎片。） 先知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我们非常喜欢你亲爱的父母，”爱莉阿姨说，那双几近失明的眼睛在寻找我的眼睛，“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得不易，他们并非一贯终始相互施加恩典。有时他们之间笼罩着沉重的阴影。但现在他们二人终于都栖居在全能之神羽翼的呵护下，现在在你父母之间肯定只有恩典与真实，就像两个孩子，天真纯洁的孩子，不懂得邪恶，只知道相互之间永远有光明、爱与怜悯，他把左手放在她的头下，她用右手拥抱他，所有的阴影都离他们而去。” 既然燃情时代已经结束，我们突然生活在灰暗、阴郁、潮湿、卑鄙与琐碎的“后早晨”。 在她死去五十年之后，我想象我能够听出她说这些话，或说类似的话时，里面蕴涵着强烈的冷静、怀疑、尖锐微妙的嘲讽以及永不消逝的伤悲。 宙斯渴望复仇，命令将她许给普罗米修斯的蠢弟弟厄庇墨透斯做新娘。普罗米修斯告诫弟弟不要接受众神送给他的礼物，可无济于事。当弟弟看到这个美艳动人的女王时，欢跳着奔向潘多拉。潘多拉带来一盒嫁妆，里面装满了奥林匹斯山众神送的礼物。一天潘多拉打开礼物盒的盖子，从里面飞出疾病、孤独、不公道、残酷与死亡。因此我们就看到所有的痛苦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是你还没有睡着，我想告诉你，依我看来，在这之前，痛苦就已经存在着了。普罗米修斯和宙斯有痛苦，潘多拉自己也有痛苦，更不用说我们这些芸芸众生了。痛苦并非来自潘多拉的盒子，正因为有痛苦才发明了潘多拉的盒子。打开它也是因为有痛苦。你明天放学后剪剪头发吧。瞧你的头发长得多长了。 "身为斯宾诺莎主义者，我毫不怀疑地对你说，斯宾诺莎思想的精髓可以作如下归纳。人应该永远保持镇静！永远不应该失去冷静！其他都是诡辩与释义。镇静！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冷静！其他——分文不值！” 她，或她的失眠症，追随着他。 仿佛，一个巨大的漩涡在席卷着我们三人，将我们抛出，聚聚分分，举起，颠摇，卷动，直至我们都被抛到不属于自己的陆地。我们都疲惫不堪，默默地接受着变化。不光父母眼睛下面出现了半月形的黑晕，那几个星期，我从镜子中看到自己的眼睛下面也出现了黑晕。 我甚至五岁时就以哭泣为耻，八九岁时，我学会了遏制哭泣，以配得上男人这一称号。正因如此，当我在11月29日的夜晚，左手在黑暗中偶然碰到父亲湿润的脸颊时，我感到大吃一惊。正因如此，我从来没说过此事，无论对父亲，还是对任何其他生灵。现在这里有个迈克尔·斯特洛果夫，一个无所畏惧的英雄，一个铁人，可以经受住任何艰难或痛苦，然而，当他突然想到爱时，他没有克制：他哭了。迈克尔·斯特洛果夫不是因恐惧而哭泣，不是因痛苦而哭泣，而是因强烈的情感而哭泣。 在《在废墟上》，整个荒漠中的一代人蒸发了，留下的是快乐、步态轻盈的孤儿们，像蔚蓝色天空中的群鸟一样自由自在。没有人终日操着流散地口音找碴儿，高谈阔论，强调陈腐过时的礼仪，用各种各样的沮丧、创伤、命令和野心来破坏生活，他们谁都没活下来整天向我们进行道德说教——这个可以，那个禁止，那个令人讨厌，只有我们，独自生存在世界上。 在所有成人的死亡中，隐藏着一个神秘有力的咒语。因此，在十四岁半那年，在我母亲去世两年后，我站起来灭掉了父亲和整个耶路撒冷，更改姓氏，前往我的胡尔达基布兹，住到那里的废墟上。 他始终声明：逆流而上。坚定的个人必须始终勇敢地维护他煞费苦心的信仰，甚至要面对来自那些最亲近之人的反对。 我十五岁离家住进基布兹时，我写下一些决心，将其定为自己非执行不可的标准。要是我真的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就必须开始在两个星期内把自己晒得黑黝黝的，使我看上去像他们当中的一员；我必须永永远远不再做白日梦；我必须更换姓氏；我必须每天洗两三个冷水澡；我必须绝对强迫自己别在夜里做那种脏事；我必须不再写诗；我必须不再喋喋不休；我必须不再讲故事——我必须以一个沉默的人出现在新地方。 每星期三在赫茨尔之家的墙上，或者在食堂外面草坪上支块白布，放映电影。这些电影明确地证明，在宽广的大世界里主要生活的是出自海明威或者克努特·哈姆孙笔下的那些男男女女。从基布兹头戴红色贝雷帽的士兵们所讲的故事中，也出现了这样的画面，这些在周末回家度假的士兵直接参与了赫赫有名的101部队的报复性袭击，强悍、沉默、冷峻的男子汉，身穿伞兵服，光彩照人，肩挎冲锋枪，“身穿普通的衣裳，脚踏沉重的皮靴，流淌着希伯来青年的汗水”。 疲惫不堪的男男女女每天早早起来去干活，争论不休，洗澡，喝茶，在床上看点书，十点钟之前便筋疲力尽进入梦乡。即使在我以前生活的凯里姆亚伯拉罕，也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写。除去迟钝的人们终日过着阴郁沉闷捉襟见肘的生活外，还有什么？ 舍伍德·安德森的小说把我离开耶路撒冷时就已经抛弃的东西，或者我整个童年时代一直脚踏、但从未劳神弯腰触摸的大地重新带回了给我。我父母的困窘生活；修理玩具与娃娃的克洛赫玛尔夫妇家里总是飘着的淡淡的面团味儿与腌鳕鱼味儿；杰尔达老师暗淡阴郁的房子，表皮斑驳的柜子；心存不满的作家扎黑先生以及他深受慢性偏头疼困扰的妻子；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烟熏火燎的厨房；斯塔施克和玛拉·鲁德尼基养在笼子里的两只鸟，一只老秃鸟和另一只松果鸟；伊莎贝拉·纳哈里埃里满屋子的猫，还有她丈夫杰茨尔，合作社里目瞪口呆的收款员；还有斯塔赫，施罗密特奶奶那条伤心的老狗，圆眼睛里露出哀愁，他们经常用樟脑球给它消毒，狠劲抽打它，消除灰尘，直至某天，她不再需要它，用报纸把它一卷，扔进了垃圾箱。 我知道我来自那里，来自令人沮丧的诸多忧愁与虚伪、渴望、荒诞、自卑情结与乡野虚夸、多愁善感的教育和落伍过时的理想、没受压抑的创伤、无可奈何与绝望茫然； 这部朴实无华的作品，对我的撞击恍如一场反方向的哥白尼革命。哥白尼表明，我们的世界不是宇宙中心，而只是太阳系星体中的一员，相形之下，舍伍德·安德森让我睁开双眼，描写周围发生的事。因他之故，我猛然意识到，写作的世界并非依赖米兰或伦敦，而是始终围绕着正在写作的那只手，这只手就在你写作的地方：你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 而电工摩伊谢·卡尔卡是一个身材单薄、面部扭曲、表情嘲讽的人，当他争论时，皱紧眉头，几乎是色迷迷地冲你眨着眼睛，他以一副顽皮、自鸣得意的架势冲你微笑，再次带着靡菲斯特的欢快朝你眨眨眼睛，仿佛他最终发现多年一直寻找的东西，某些不得自拔的困境，你瞒得过世人，却瞒不过他那双眼睛，那双眼睛可以穿透你的伪装，以发现你内在的困境为乐。大家都把你当作一个通情达理、令人尊敬的人，一个如此积极进取的人，但是我们二人都知道令人讨厌的真相，纵然多数情况下你设法将其藏在七十七层面纱之下。我可以看穿一切，我的朋友，包括你卑鄙的性情，一切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我只是以此为乐。 我总是像门口的乞丐，只有女人有力量选择是否施与。 也许女性的性也有某种模糊的妒意，一个女人极其富有、温柔、细腻，犹如琴类乐器有别于鼓；或是具有人之初的记忆回声：胸脯与刀。我一来到世界上，就有一个女人在等我，尽管我惹得她痛苦万分，而她却用温柔相报，把她的胸脯给我；相比之下，男性的性早已经握住包皮环切手术刀埋伏在那里了。 至于我，我毕恭毕敬接受一切，因为我知道，摆脱耶路撒冷并痛苦地渴望再生，这一进程本身理应承担苦痛。我认为这些日常活动中的恶作剧和屈辱是正义的，这并非因为我受到自卑情结的困扰，而是因为我本来就低人一等。他们，这些经历尘土与烈日洗礼、身强体壮的男孩，还有那些昂首挺胸的女孩，是大地之盐，大地的主人，宛如半人半神一样美丽，宛如迦南之夜一样美丽。 除我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