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相似的姿势飞翔，也极可能以相同的姿势坠落。 ——赫塔·米勒 只要能离开家，只要将来情况不会变得太糟，于我而言甚至是件好事。我要离开这针尖大的小城，这里所有的石头都长着眼睛。我一点儿都不害怕，而是掩饰着自己迫不及待的心情。还有几分良心不安吧，因为那份让我的亲人感到绝望的名单，于我而言，却是颇可以接受的处境。他们担心我在异地他乡会出事儿。我却只想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 其实我已经犯了点事儿，见不得人的事儿。它变态、肮脏、无耻、妙不可言。 透过细木缝，阳光刺眼地扎了进来。我看到了恐惧，空心的圆形、四边形、梯形的恐惧，经由白色的藤枝蔓爪连成一片。这个图案里有我的迷乱，也有我母亲脸上的震惊。 爱情是季节性的。 现在我才知道，去运河的人都有去无回。就算回来了，也是一具行尸走肉：身心俱毁，未老先衰，与这世上所有的爱都再无瓜葛。 我一直都背负着隐秘的包袱，已经太深、太久地将自己裹入了沉默之中，再也无法用语言倾诉心曲。即使我在诉说的时候，也不过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裹缚自己罢了。 我们都笑得太早，过于自负，没有收下这两只罗马尼亚的、善意的山羊。 每一件小事都会带出另一件来。在牲口车厢内，个性化的东西都萎缩了。人更是因为与他人在一起、而非独处才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这雪地是如何给我们下了一味猛药让我们和光着的屁股、下半身发出的声音一起，感受到孤独；我们的五脏六腑在这种一致性中，是何其遭罪。 如果我已达忘我之境，并找到这样一个空中挂钩之后，它便会牢牢地固定我。 时常没有云，只有清一色的像海水般的蓝。 时常只有遮蔽了天空的云毯，清一色的灰。 时常云飘走了，挂钩也不会静止不动。 时常雨水会灼痛我的双眼，并把衣裳紧紧黏在皮肤上。 时常严寒仿佛将我的五脏六腑扯得粉碎。 在这种日子里，天空会让我的眼球向上翻，而集合点名会把它再拽下来，骨头只能无依无靠地悬挂在我的身体里。 这些命令听上去只不过像是在不断地清嗓子、咳嗽、打喷嚏、擤鼻涕、吐痰，总之是在不断地产生黏液，所以特鲁迪·佩利坎说：俄语是一种感冒了的语言。 我们饿坏了，思乡成疾，脱离了时间，也脱离了自己，跟世界不再有任何关系。应该说，这世界不再和我们有任何关系。 工棚里，六十八张床、六十八个囚犯、六十八套棉制服、六十八顶帽子、六十八对裹脚布和六十八双鞋所产生的浑浊空气在蒸发。我们清醒地躺在那儿，看着昏黄的灯光，好像里面有冰雪在融化，好像和它一起融化的，还有我们用森林的泥土和腐叶盖住的大小便的臭气。 什么都不知道是让人轻松的。 我觉得，哪里有人给地毯拍打灰尘，那里的和平该是可靠的，那里的生活该是正常的，那里的人可以平静地生活。 我也想不起上车的过程，因为我们在牲口车厢度过了那么多个日日夜夜，好像我们本来就一直待在里面似的。 也许这一夜突然长大的并不是我，而是我心中的恐惧。也许一致性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实现。 也许我们长达数小时地静立，是为了反抗那白色的神龛。骨头重得像灌了铅。如果身上的肉没有了，撑起这副骨头便会成为一种负担，它直把你往地里吸。 拥有这么多面包，置身于这么多饥饿之中，他需要制服来赢得别人的尊重。 这半个夏季我都在搬水泥，是瑞典的一只牛犊，下了白班或夜班之后，脑子里就在转悠旅店的事。有时我禁不住偷偷乐，有时这旅店会可怕地自己、确切地说是在我心里轰然坍塌，泪水直涌上来。我想要振作起来，但我已经不认识自己了。这该死的词“旅店”!整整五年我们都紧紧挨着生活在一起，像在集合点名。 坐车总是一种幸福。 第一：只要在坐车，就还没到目的地。只要没到目的地，就不用干活。坐车是休息。 第二：坐车时，你就到了一个根本没人管的地带。一棵树总不会对你吼叫，对你施拳脚。当然，树下有可能发生这种事，但这不是树的错。 我一点也不愿意逃出这带着双层棺材的盒子。如果谁想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却又无法摆脱它时，它就会变成一种沉迷。就连如冰的寒冷也在以一种温和的方式，策划着这件可怕的事。我们在冰雪中一动也不许动，在冻僵的恍惚迷离中，我向枪决投降了。 有些时候，一些事物会拥有一种人们始料不及的、怪异的温柔。 沿着这条数学的轨迹，到第四年的三月已经死了有三百三十人。这时，人们已经负担不起明晰的情感，只会偶尔想起他们。 摆脱掉沉郁的心情，挥去那一丝疲软的忧伤，而且是在它即将出现之前。死亡变得强大，对所有人都充满了饥渴。别和它打交道，应该像对待一只讨厌的狗一样将它赶跑。 我从未像在劳动营的五年里那样坚决地抗拒过死亡。抗拒死亡无需用自己的生命，只需一个尚未完全终结的生命就够了。 图尔·普里库利奇终于想明白了，穷困潦倒的人可以驯服，白痴就很难对你俯首听命。巡夜人制度就此废除。 图尔·普里库利奇指挥得动我们，而对付巡夜人卡蒂，他不过是让暴力丢人现眼罢了。当暴力在她那里碰了钉子后，丢人现眼的就是他的同情。 焦炉组的小铃铛响了，她觉得是教堂弥撒开始了。这样的错觉肯定不是出自她的脑中，因为她的大脑根本就不在这儿。她的举止行为和劳动营的规范格格不入，却与这样的处境很相配。她的身体里有着一种很纯粹的东西，让我们羡慕不已。对于她的天性，饥饿天使一点儿摸不着头脑。它同样也深入她的身体，但与我们不同的是，它上升不到她脑子里。她不做选择，只做最简单的事，听天由命，随遇而安。她没有去逐门挨户交换物品，一样活着离开了劳动营。 面包法庭不审判，只施罚。底线才不遵从什么条款，才不需要什么法律。底线就是法律，因为饥饿天使也是贼，它偷走了我们的脑髓。面包面前人人平等，面包的公正没有前奏和终曲，只有此刻。要么完全透明，要么完全隐秘。无论怎么说，为了捍卫面包的公平性而施行暴力，和吃饱喝足的人使用暴力，根本不是一回事儿。面包法庭不认通常的道德。 女人们觉得我太腼腆，就因为我曾经有过几本书。她们觉得，阅读让人变得细腻。 夏日的风颤抖着，一如家乡；天空如丝绸一般，一如家乡。可是家乡无人知晓，我还活在世上。 我小时候吃桃子，把咬过的地方冲下扔到地上。然后捡起来，吃掉粘了沙子的地方，再扔下去。直到没了肉，只剩下核儿。我爸觉得我不正常，怎么爱吃沙子，于是带我去看医生。现在沙子多得是，可我根本忘了桃子长什么样。 若说我感到同情或厌恶，那也不是针对土狗，而是针对自己。令我厌恶的不是土狗，而是自己因同情而迟疑不决。 十一点钟我上路了，是我们上路了，我和我的饥饿。 饥饿天使睁着眼在一边走。它脚步踉跄地兜着小圈子，它在呼吸秋千上平衡好身体。它认得脑子中的思乡病，空气中的死胡同。 劳动营是个很现实的世界。羞愧和胆怯我们可负不起。人们的行为坚定而冷漠，或许还带着种绝望的满足感。这和幸灾乐祸无关。我相信，对死者的恐惧越小，对生存的迷恋就越大，生存的概率就越高，就越容易什么瞎话都相信。人们说服自己相信，消失的人定是去了别的营地。他们相信事实的反面，事实本身反而不算什么。 我见它依然没有低头去咬骨头。它依旧盯着我，或许回味着我的声音和万尼亚这个名字。连狗的记忆都是消失了又再回来。可饥饿却从不消失，它一再回来。孤独亦复如此。或许俄语的孤独就叫万尼亚。 如今，天气暖和了，没吃的话，至少可以晒晒太阳，让饥饿暖和些。我一点儿吃的都没了，就来到营地院子里，晒晒我的饥饿。 我不愿受这些毒物的摆布，干脆舒舒服服地对它们上瘾。 我总是要自己相信，我没什么感情。若真有事往心里去，也只会有限地触动我。我几乎不哭。比起那些泪水涟涟的人，我不是更坚强，而是更软弱。他们敢于哭出来。人一旦只剩下皮包骨头，表达情感就是一种勇气。我宁愿做个懦夫。其实两者的区别微乎其微，我尽量不哭。一旦允许自己有情感，那么一个干巴巴与乡愁硬是无关的旧事，都会搅动我的痛处。 早就教会了我的乡愁不去哭泣。现在还希望，乡愁被我这个主人抛弃。这样，它便不会继续关注我的生存状态，也不会再过问我家人的情况。那么，在我头脑中，家里不会有人，只有些物件。 一切持久的事物都不会随意变化自己，它们和世界之间只需要一种唯一且永远不变的关系。荒原与世界的关系是隐伏，月亮与世界的关系是照亮，土狗与世界的关系是逃逸，杂草与世界的关系是飘荡。而我与世界的关系，是吃。 我累了，没心情迫切渴求什么。无聊的」 烧酒灼胃，泪水烫脸。我许久许久没哭过了。我已经教会了自己的乡愁，不去流泪。我甚至把乡愁变成了无主之人。 在俄国人村子里我学会了讨饭。母亲没有提到我，我却不想讨要。在余下的两年里，我强迫自己，不回那张明信片。在过去的两年里，我跟饥饿天使学会了乞讨。在余下的两年里，我跟饥饿天使学会了执拗的骄傲。这骄傲很残忍，就像看着面包却要保持坚定。它残酷地折磨着我。一天接一天，饥饿天使指给我看，母亲如何路过我的生活，去喂养我的替代品。她打扮得干净整齐，茶足饭饱，推着白色童车，在我脑海中走来走去。我从一起所在望向她，从一切我不在场的所在，包括那行字下面的空白处。 那一刻我理解得多深刻呀，可是遗忘得又那么快。 乡愁在有些人那里被诉说着，被歌唱着，被沉默着；行走时有乡愁，坐着时有乡愁，睡卧时也有乡愁；乡愁悠长而无奈。有人说，随着时间流逝，乡愁变得空洞，只剩无火的微烟，真的消耗殆尽，因为它与实实在在的家已毫不相干。说这种话的人就有我。 冲完淋浴，我们赤条条在外屋等候，佝偻的身体长满疥疮，光着身子像被淘汰的牲口。没人感到羞耻。连正常的身体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好害羞的。就是因为这身体，我们才给抓到劳动营干苦力。身体消耗得越多，因它而接受的惩罚就越多。这副躯壳属于俄国人。 若是命中注定，这辈子会被再次遣送，那么我知道：还没等你说愿不愿意，某个事物便已迫不及待连出另一个。是什么驱使我进入这个关联？为什么每到夜里，我都想要拥有主宰自己不幸的权利？为什么我无法自由？为什么硬要那营地属于我？乡愁。好像我真的需要它似的。 突然间，疲惫消失了。你不要跟任何人说，因为所有人都累了 只要没有崩溃，这天同往常便别无二致。你会祈愿，每天都一如往常。理完第九个，就到第五个了，理发师奥斯瓦尔德·恩耶特说。按照他的法则，运气有那么一点颠三倒四的味道。我一定是走运的，因为我祖母说了：我知道，你会回来的。这个我也没跟任何人说，因为所有人都想回家。要想走运，就要有个目标。我一定要寻找目标，就算它只是篱笆柱子上的雪。 嘴的幸福人们难以言说，而头的幸福更为人乐道。 嘴的幸福喜欢独处，它沉默寡言，在内「内心默默生长。头的幸福喜欢群居，它渴求与人分享。它四下游走，寻找他人，而且还尾随而至。它持续之久，久到人无法应付。头的幸福被切分成小块，很难分拣，它随意混合，迅速演变，从明亮的幸福到 暗淡的 模糊的 盲目的 妒忌的 隐蔽的 飘忽的 迟疑的 狂暴的 纠缠的 动摇的 坠落的 抛弃的 堆积的 串起的 遭骗的 磨烂的 捏碎的 杂乱的 期待的 刺人的 危险的 重现的 狂妄的 遭窃的 遭弃的 剩余的 以及差之毫厘的幸福。 头的幸福也许令人两眼湿润、脖子拧转、手指颤抖。但是，就像铁皮罐头盒里的青蛙，那幸福感在脑中扑腾。 最后的一种幸运就是多了一点点的幸运。 清理尸首时，人们目睹了解脱，脑袋中那个坚硬的巢，呼吸中那架令人眩晕的秋千，胸口里那部热衷于节奏的泵，腹部那间空荡的候车室，都最终获得了安宁。从未有过纯粹的头的幸福，因为每张嘴里都是饥饿。 人们难以接近我，不是因为我高傲，而是因为我卑下。 在皮包骨头的日子里，我的头脑空空如也，除了永远嗡嗡作响的手风琴，日日夜夜反复奏响着：寒冷刀一般割着，饥饿欺骗着，疲惫重压着，乡愁耗损着，跳蚤虱子叮咬着。我想跟那没有生命也就不会死亡的物体做交换。我想在我的身体和空中的地平线及地上的土路之间达成一个拯救交换协议。我想借用它们的持久韧劲，让我没有躯体就能生存，直到最恶劣的时候过去，再滑落回自己的躯壳，出现在棉衣里。这和死亡无关，反而和死亡恰恰相反。 身体如何养活自己，对我来说至今都仍谜。身体像建筑工地，在拆也在建。每天你看着自己与他人，却不曾注意，在你的身体里，有多少东西正崩塌，又有多少在重建。卡路里如何消耗净尽，又如何再次充盈；它攫取时，如何抹掉你体内的所有痕迹，而它给予时，又如何把痕迹放回原处。这些始终是个谜。你不知道从何时起你恢复了状态，但你的确又有了气力。 所有能发生的都发生了。就让一切保持现状吧。 最终我们愿意留下，因为已经无法适应家庭生活，而家也无法适应我们。 祖母按亮灯。灯罩有浅蓝色的喇叭口，蓝色的流苏边儿。天花板捞不到多少光，石膏花饰持续灰着，像开始融化的积雪。 第二天一早，它又变回雪白。我想象，夜里我们在其他房间睡觉时，它会再次冻结，像齐柏林飞船后那块荒地上绣上了花似的冰层。衣柜边上，钟滴答滴答地响着。钟摆晃动着，在家具之间，仿佛用铲子把我们的时间抛来抛去，从衣柜抛到窗口，从桌子抛到沙发，从烤箱抛到丝绒沙发椅，从白天抛到黑夜。墙上滴答作响的是我的呼吸秋千，胸膛里是我的心铲。我很想念它。 我知道，家里的一切都不会变，它们维持着原样。所有一切，除了我。周围是对家乡感到腻歪的人们，我却因自由而晕眩。我的性情变幻无无常，被训练得悲观向下、卑屈惶恐，脑子里尽是服从。 从来就搞不清，是我们共同拥有一个“无动于衷的人”呢，还是每人都有自己的“无动于衷的人”。 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封闭在自己之中，又给抛出自己之外，我不属于他们，我想念我自己。 大家彼此都明白，我们已不再是过去的我们，也绝不可能再变回过去的我们。彼此已成陌路自然令人沉重，可彼此靠得那么近，却依然心生怯意，那份沉重便让人无法承受。我的头还在箱子里，呼吸着俄国的空气。我不愿离去，却散发着一股远方的气味」 小的宝贝上面写着“我在这里”。 大些的宝贝上面写着“你还记得吗”。 最美丽的宝贝上却写着“那儿我曾去过”。 “那儿我曾去过”从他嘴里说出来像“图瓦瑞西奇”。 你听，他嚎得都收不住了。 我后来经常琢磨这句话。我把它写在空白页上，第二天又划掉了，第三天又写在下面，然后又给划掉，接着再写上去。那页写满的时候，我把它撕下来。这就是回忆。 所有厌倦家乡的人仍旧生活在这里，而生活却飞离了他们。所有人都目随着它，所有眼睛都闪着光，像玛瑙、绿宝石或者琥珀做成的胸针。或早或迟或就在眼前，总有一天，多了那么一点点的幸运会等候着他们。 我想念那些瘦骨嶙峋的冬日。饥饿天使不假思索地四处跟随我 我当时在公园里用的假名就是“演奏者”。恐惧不懂得抱歉。 我没多说什么，因为我说话的话，只会换个法子把自己包裹在沉默中，包裹在所有公园的秘密中，也包裹在与艾玛看法相同这个事实背后的秘密中。我们的婚姻维持了十一年。我知道，艾玛会一直同我在一起。但我不明白为什么。 亲爱的艾玛， 恐惧不懂得抱歉。 我不会回来了。 我坐在桌旁，打量着客人们。在一两个男人那儿，是他们呷着咖啡的样子。放下咖啡杯时，他们下唇内的皮肤闪亮着，像粉红的石英。就有一两个客人，其余的都不是。就因为这一两个，我的脑中产生了欲望的模式。虽然我知道，他们同橱窗里的小人像一样呆板，看上去却显得年轻。虽然他们也知道，我对他们不合适，因为我被年龄打了劫。我曾经被饥饿打了劫，以至于配不上自己的丝巾。不过饥饿并未得逞，我吃了东西又长出新肉来。然而，年纪若要打劫你，没人能鼓捣出新肉来。先前以为，我不会白白给人夜里发配到第六、第七、甚至第八个劳动营。那五年虽然被窃走，可也许我能把它们拿回来，这样我会老得慢些。可事情并非如此，肉体的衰老不能这样计算。它内里一片荒芜，脸上却闪烁着光芒，就像视觉的饥饿。它说：你依旧是那架“钢琴”。 是啊，我说，一架再也弹不了的钢琴。 小的宝贝上面写着“我在这里”。 大些的宝贝上面写着“你还记得吗”。 最美丽的宝贝上却写着“那儿我曾去过”。 人无法保护自己，通过沉默不行，通过讲述也不行。沉默是一种夸张，讲述也是一种夸张，二者谁也说不清“那儿我曾去过”到底意味着什么。况且，也不存在合适的尺度。 我的归乡是个残缺不全的运气，我不断地感激它。这运气是求生的陀螺，一点不起眼的事情都会让它旋转起来。像我所有的宝贝一样，它掌控着我，我既无法忍受它们，也无法摆脱。这些宝贝我用了六十多年。它们既让人软弱又惹人厌烦，既亲切又可憎，既健忘又记仇，既陈旧不堪又崭新如初。它们是阿图尔·普里库利奇给我的嫁妆，和我无法区分开。我一开始列举它们，便脚步踉跄。 我那高傲的卑微。 我那暗里抱怨的恐惧。 我那迟疑的仓促，始终从零跃到整。 我那倔强的屈从：附和所有人，为的是反戈一击。 我那笨手笨脚的机会主义。 我那礼貌周到的贪吝。 我那虚弱的、源于渴慕的怨妒：别人清楚地知道，问生活索要什么，而我却一无所知。这种感觉像冻硬了的羊毛，冰冷而卷曲。 我那自不再挨饿后才有的陡峭的空虚感，被汤勺舀空的感觉，外面被挤压，内里空荡荡。 我那透明的侧面，走向内心那一刻却分崩离析。 我那笨拙迟缓的午后，时间与我缓慢地在家具间滑过。 我那彻底的困境。多么需要人靠近，却紧紧抓住自己。退缩时，依然保持丝绸般的微笑。自饥饿天使之后，我再也不允许任何人占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