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与万历皇帝

张居正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历史文化名人。他在明朝万历年间领导的改革，雷厉风行，大刀阔斧，一举扭转了持续走下坡路的颓废政局，功勋卓著，彪炳史册。这是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他的了解。他死后，皇帝翻脸不认人，说他“专权乱政”“谋国不忠”，甚至想对他“斫棺戮尸”。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官僚随声附和，乘机落井下石。 为大明王朝鞠躬尽瘁的一代名臣，从高耸的云端跌落下来，竟然成了社稷罪人，这是为什么？背后究竟有什么玄机？明史大家樊树志先生带您探索问题的答案。 樊树志，复旦大学教授。代表著作有：《晚明大变局》（2015）、《明代文人的命运》（2013）、《明史讲稿》（2012）、《张居正与万历皇帝》（2008）、《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2007）、《国史十六讲》（2006）、《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2004）、《晚明史（1573－1644年）》（2003）、《国史概要》（1998）、《崇祯传》（1997）、《万历传》（1993）、《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等。其中，《晚明史（1573－1644年）》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晚明大变局》入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新华网、新浪网等二十余家媒体2015年度好书，并入选新华网2015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

深深植根于明代中叶的政治、思想和史学背景中的唐顺之史学内涵比较丰富。史学特点一生多变，大致经历了由早期对经典的研习到后期编纂理论和历史评论的成熟。其日常应酬和为官职责所在，撰写了一定数量的传记、巡查记录，参与了实录的誊抄，成为明皇朝史的有机构成。其史学在启蒙和经世致用方面，对其后明朝史学的发展产生了直接而广泛的影响。唐顺之还以其“晚岁之出”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国史”和“野史”互动关系的认识。放宽历史的视野，唐顺之作为明中叶普通一士子，他的史学价值不仅仅局限于其自身史学的直接表现，还表现在因其“普通”和“一般”普遍意义，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明代中叶史学的一般发生和发展状态；同时，按照“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理解思路，他的史学完整成长历程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了明代史学甚而是整个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历程。 作者：李德锋

本书以《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为题，主要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中晚明阳明心学流行的社会背景，以及学派中人的政治理念和活动。通过考证，本书对前人提出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辩驳。如针对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后转向觉民行道的看法，认为王阳明的弟子群体以地方上的中下层士人，具体来说则是举人、生员为主，因而王阳明的传道路线应当归结为“觉士行道”。而在政治上，王阳明顿悟之后也并未放弃对朝廷局势的关心。“大礼议”之际，王阳明曾向其在朝的弟子表明自己的立场，并试图通过这些弟子来对政局加以引导。其讲学传道之际着眼于中下层士人之培植，也正是出于对这些弟子将来入仕之后能够挽救政治之颓势的期待。而心学所针对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政治主体的士大夫阶层自身之弊病。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此种弊病之最明显的归结，便是内阁之专权植党、排斥异己。阳明学派自阳明起便提倡士大夫分权共治的精神，其后学亦承袭了此种理念。自嘉靖以后，学派中人或抵制内阁而屡遭打击，或入主内阁而兴盛一时。进入万历后，由阁部之争而招致党争大炽，学派中虽有稍向内阁靠拢者，但终亦不能为阁中之党魁所容，余者则渐为反内阁的新生力量东林派所吸收。 焦堃，男，1985年生，江苏邳州人，现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日本京都大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明代思想与政治史、明代中朝关系史。目前已发表学术论文及译文十余篇，并翻译出版《宫崎市定中国史》等著作四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