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述： 这是一个真事。当然它还没有发生。一个高校的朋友讲的。说有一个女生遇到了一件烦恼的事情。她和一个富二代男生有过一次亲密接触。同宿舍一个女生不慎怀孕，她把室友的验孕试纸拍下来发给了那个富二代，说自己怀孕了，问他怎么办。她本来只是和他开个玩笑，逗逗他。没想到富二代吓坏了，认为她在讹诈，让她去流产，还答应赔偿一大笔钱。现在问题就来了：她告诉他这是一个玩笑，还是接受那笔赔偿？ 于是就有了这个小说。

作者自述：关于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报告文学或者所谓的纪实文学已经出版了很多，还曾经拍摄过一部气势磅礴的电影《大转折》。在这些作品中，也提到了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处境艰难，但大多语焉不详。十纵过平汉铁路时遭到国民党军伏击一事，则只字不提。 这可能很“文学”，但并不是历史的全部。 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刘邓大军为了完成中央赋予的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任务，做出了重大牺牲。就仅仅以数量来说，跃进大别山前全军共12.4万余人。转出大别山时，实力统计为5.86万人，损失一半以上。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无后方作战，所…（展开）

作者自述:

关于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报告文学或者所谓的纪实文学已经出版了很多，还曾经拍摄过一部气势磅礴的电影《大转折》。在这些作品中，也提到了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处境艰难，但大多语焉不详。十纵过平汉铁路时遭到国民党军伏击一事，则只字不提。

这可能很“文学”，但并不是历史的全部。

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刘邓大军为了完成中央赋予的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任务，做出了重大牺牲。就仅仅以数量来说，跃进大别山前全军共12.4万余人。转出大别山时，实力统计为5.86万人，损失一半以上。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无后方作战，所遭受的艰难困苦，决不是能一笔带过的。这对那些牺牲在大别山的千千万万的解放军指战员也是不公平的。

我们采访了三百余名参加过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原刘邓大军指战员，他们最高的有当时的纵队领导人，如六纵政委杜义德，也有旅、团级指挥员，如六纵十七旅旅长李德生、十八旅旅长肖永银、政委刘昌、十六旅四十六团团长唐明春等，但更多的是当年的基层指战员。

这些人，大多数都已经是八九十岁的高龄。孔子讲过：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不逾矩，随心所欲。这个岁数应该有一种随意、通达的心境。我们一直对他们心怀崇敬，他们没有给我们千遍一律地重复那些“战斗故事”，而是具体地详细地讲述自己的战争经历，讲述自己的战友和老乡的遭遇，讲述战争中的苦难、激烈和残酷。他们也曾作过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等高级领导，但他们面对我们的采访，毫无保留地讲述了自己在大别山的经历，也不讳言失败和挫折，甚至还有难能可贵的反思。如肖永银将军，不但详细地给我们回忆了兵败王家店的经过，而且还主动地讲述了我们在此之前并不知道的“宋埠杀匪”。

在采访之初，我们曾经听到有老人说：“红军、八路军就是苦出来的。可到了大别山，那日子比长征还苦，以后抗美援朝也比不上，要苦多了。”我们刚开始是惊讶，但随着采访本的加厚，听到越来越多类似的表述，我们就信了。很多时候，他们讲着就哭了，我们听着也哭。

长征、抗美援朝时期的艰苦，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从小就知道过草地、雪水拌炒面，但对于大别山，除了笼统的一句“无后方作战”，具体情形我们就无从了解了。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却是解放军进入大别山后，人民热烈欢迎的故事。

老人们告诉我们，这不是他们所经历的大别山斗争。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一支悲壮的史诗。

如果我们不能够把这一点写出来，我们就对不起那些牺牲在大别山区的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以及为革命胜利作出巨大牺牲的多灾多难的大别山区人民。

作家刘亚洲将军在谈到反映军队历史的作品时曾讲过：“我们正相反：胜利浓泼重彩，失败轻轻带过。研究战史也是治史，需要董狐笔。要避免‘年代久，失之真；年代近，失之偏’的倾向。”事实求是地说，尽管反映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作品已经出版了很多，但能作到这一点的就不多了。在这些作品中，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似乎更像是一次“武装游行”，所到之处，敌人闻风丧胆，人民热烈欢迎，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艰苦任务。如果就是为了反映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英明决策、刘邓的顾全大局、解放军的英勇善战等等，老实说，这些关于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作品实际上有一部就已经够了。

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完全做到了刘亚洲将军所说的，但我们敢说，我们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如果连这一点都作不到，我们写作这本书就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不敢保证我们写出了所有，但我们必须要对得起接受过我们采访的那些老人，忠实地记录下他们所讲述的。除了一些明显的记忆上的错误，我们几乎原汁原味地引用了他们的回忆。

历史是需要原汁原味的。

这是一部和遗忘作抗争的作品。

有人说，中华民族是一个饱经苦难而又最容易忘记苦难历史的民族。这话也许有失偏颇，但有时也不无道理。

在作家章诒和的书中，有两个关于“遗忘”的细节让人惊心动魄：

1985年，曾是民盟领导人之一的史良病逝。1957年时的著名“右派”、民盟领导人章伯钧的夫人李健生参加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李健生痛哭失声，几乎跌倒在地，情绪难以自控。民盟中央的一个在职部长低声问身边的人：“她是谁？”一位老者答：“她叫李健生，是章伯钧的夫人。”另一个民盟中央机关的干部问：“章伯钧是谁？” 老者无语，一片沉默。

章诒和在另一篇回忆康有为女儿康同璧的文章中又一次讲到了一个类似的细节：五十年代末，一次在人大三楼小礼堂举办文艺晚会，她与父亲章伯钧坐在靠后的位置。康同璧坐在了第一排。开演前三分钟，毛泽东进了会场。当他看见了康同璧的时候，便主动走过去，俯身与之握手。许多人见到了这个场面。当时坐在章诒和身边的一个官员模样的中年人，对他身边的夫人说：“这老太太不知是哪个将军或烈士的妈妈，面子可真大，咱们的毛主席都要过去跟她打招呼。”章诒和忍不住，插了句嘴：“她不是谁的妈妈，她是康有为的女儿。”那中年人的夫人追问：“谁是康有为？”

章诒和回忆说，她当时听到这句话时，大笑不止。但我们读到这里时，不但没有笑，反而感到深深的悲哀和痛苦。

这就是历史。这还是大人物的历史，就这样被遗忘了。

在一定意义上说，章伯钧、康有为在我们的历史中是被“边缘化”的人物，但作为革命史“主流”的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这一“正面”事件也正在被有有意无意地遗忘。

事件本身并没有被遗忘。相反，由于“改革开放总工程师”邓小平同志的参与，它比其它“历史事件”更受关注。反映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文艺作品数量可观，就连那些二野老人编著的回忆性文章，我们手上也有五六本之多。但在这些作品中，浓妆艳抹的是“红旗飘飘”，遗忘的是那些为革命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牺牲的大别山人民，甚至是那些普通的革命战士。就连那些二野老人写作的回忆文章中，我们看到的依旧是对伟大的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经典诠释，而忽视了个人在历史中的感受和遭遇。

这也是历史，但决不是历史的全部。我们关注的不但是对历史事件的宏大叙事，我们还想知道历史的细节。因为细节更真实，更能说明历史。我们不但想知道亲历历史事件中的个人的遭遇，还想知道他们在如此遭遇下的感受和心理，如果我们还想知道他们在漫长的苦难岁月中的痛苦与思考，以及诸如此类，那么我们就必须关注被遗忘的个人的记忆。

在讲究“集体主义”的中国，这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埋藏在历史中的“宝藏”太多了。采访中，我们充满了惊愕、惶惑、激动、不安。历史原来是这个模样。

采访愈多，我们愈感觉到，我们已经离1947年冬天跋涉在在大别山深处的那支军队越来越近，我们不但看到了他们疲惫的身影，也感受到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咏叹。我们也是军人，我们能感受到同为军人的激动、幸福和痛苦。

在写完这本书时，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和这些军人同命运、共呼吸了。我们的生命血肉相连，我们心灵在大别山区水乳交融。

我们这部书可以说是一部纪实文学，也可以说是报告文学。但它又不完全是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

无庸讳言，我们对“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并不是多么信任。在没有一个更好的称谓以前，我们只好仍旧使用这一个不伦不类的文学术语。文学要运用虚构等艺术手段来苦心经营。而对事件的“报告”则要求真实。这一文体有点很奇怪。但我们并不否认，报告文学中有一批诸如《唐山大地震》这样的精品。但这样的精品似乎并不是很多。更多的所谓的报告文学已经灰飞烟灭了。这并不是说，它反映的内容经受不住时代的考验，而是因为它的“文学”损害了这一文体本身。看上去很“文学”的报告文学，从接受美学来看，会给人带来强烈的不真实感，这必然损害报告文学本身。这一悖论的产生，正说明了这一文体的尴尬和困境。

我们的这本书是建立在第一手采访资料上的，我们也具有利用合理想象进行创作的能力，但我们一开始就放弃了这一打算。在我们的内心中，这本书不但有血有肉，更应该有骨头，敲击起来，骨头嘠嘎作响，是一部经受得住读者推敲和历史考验的作品。

关于记述历史的图书，事实已经证明，可读性并不是建立在所谓的“文学”上。“文学”是一种不可靠的东西，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文学观念，它的更新速度是很快的。七十年代的文学观念和八十年代的文学观念不可同日而语，而八十年代的文学观念和目前的文学观念又相距甚远。而事实只要发生，历史就已经存在，真相只有一个。如果反映这一历史事件的作品过多地使用“文学”来美化它，那这部作品很可能因为时代的变迁、文学观念的变化而随之消亡。

所以，我们的这部书的写作尽可能地不去考虑“文学”的存在，我们只是忠实地记录、整理历史。这是一件比“文学”本身更有意义的事情。至今距离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已经有近60年的历史了。那些亲身经历这件事的老人，大多数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也可以说，我们这本书的写作，是在“抢救历史”。就在我们采访、写作的过程中，我们采访过许多老人，如肖永银、刘昌、张超等，已经先后去世了。如果我们还希望为这段历史留下足够充实的第一手的素材，那这本书存在，自然会有它的价值。如果过多地运用“文学”手段来增加所谓的“可读性”，这本书的价值也必然会大打折扣。事实上，那些畅销的图书，如《1949：中国知识分子私人记录》、《中国农民调查》等作品，恰恰因为它们不够“文学”而具有力量。它们的力量在于忠实地记录了一个时代一个特定群体的真实存在。

我们希望，我们所写作的这部书，也是这样一部作品。在没有一定更好的文体来界定的情况下，如果仍把这部书称之为“报告文学”的话，我们还希望，这是一部不会让读者感到失望的报告文学作品。

谨以这部书献给为革命胜利作出了重大牺牲的大别山区人民！

献给为革命胜利而牺牲在大别山区的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

献给我们这个饱经苦难而又充满希望的民族！

献给我们脚下的大地和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