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大城

大国大城

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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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限制户籍解决不了城市病,让农民工返乡治愈不了乡村隐痛!

基于本土实证,以经济视角谏言社会问题,著名经济学家的反成见、聚共识之作。

房价陡升、雾霾遮天、交通拥堵;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农民工的窘境……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刚刚过半,但大城市的病状和乡村的隐痛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限制大城市人口流入,让农民工返乡,问题就能解决吗?不!去往城市,来谈乡愁。社会经济学家陆铭比较全球经验,立足本土现状,基于实证,力倡中国发展大城市的重要性。社会问题宜疏不宜堵,只有让市场本身充分发挥对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的调节作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下棘手的社会问题。政府的功能不是与市场博弈,而是在市场失语的地方,以长远眼光,布局科学的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供给。《大国大城》将告诉你,只有在聚集中经济发展才能走向均衡,地理的因素不容忽视,只有以追求人均GDP的均衡取代追求区域GDP的均衡,才能充分发挥出大国的国家竞争力,最终提升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作为客座教授(或兼职研究员)受聘于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和日本一桥大学等多所高校,并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参加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合作研究课题。主要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发展、社会经济学。

2015年度中国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

作品目录

  1. 上篇 大国难题
  2. 第一章 中国经济的欧洲化
  3. 1. 欧洲正经历大考
  4. 2. 为什么大国梦如此迷人?
  5. 3. 大国的难题
  6. 4. 发展中大国的困境与机遇
  7. 5. 统一市场符合公共利益
  8. 第二章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9. 1. 三个有关空间的误解
  10. 2. 自由移民的意义
  11. 3. 空间的力量:3M与3D
  12. 4. 城乡和区域发展中的要素流动和政策
  13. 第三章 打破大国发展的“不可能三角”
  14. 1.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为城市化“立法”
  15. 2. 世界不是平的
  16. 3. 行政配置资源的方向与人口流向相悖
  17. 4. 以效率换均匀的代价
  18. 第四章 警惕“扭曲之手”
  19. 1. 区域发展的公平性原则
  20. 2. 何不土地和户籍制度联动改革?
  21. 3. 劳动力都去哪儿了?
  22. 4.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之殇
  23. 5. 转变发展方式为何那么难?
  24. 下篇 大城之解
  25. 第五章 大城市不死
  26. 1. 大城市的生机
  27. 2. 包容性的就业创造
  28. 3. 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城市?
  29. 4. “以业控人”是南辕北辙
  30. 5. 挑选劳动力技能的后果
  31. 第六章 全球视野下的大城市
  32. 1. 中国城市发展:全球趋势的又一例证
  33. 2. 国家规模与首位城市:国际视角
  34. 3. 巨型城市的人口:东京道路
  35. 4. 中国的巨型城市:以上海为例
  36. 第七章 城市化之辩
  37. 1. 城市化模式:事实胜于雄辩
  38. 2. 外来人口是负担还是财富?
  39. 3. 城市化会遭遇耕地瓶颈吗?
  40. 4. 拥挤的绿色城市
  41. 第八章 城市社会分割之困
  42. 1. 农民工留下青春和健康,带走自己
  43. 2. 歧视的原则
  44. 3. 户籍制约了消费
  45. 4. 为什么户籍不能成为身份?
  46. 5. 大城市的收入差距
  47. 6. 文化的融合将日益重要
  48. 第九章 向“城市病”宣战
  49. 1. 应对城市病的国际经验
  50. 2. 治理“城市病”:宜疏不宜堵
  51. 3. 集聚有利于污染减排
  52. 4. 贫民窟是“非典型性城市病”
  53. 5. 城市管控:对人,还是对行为?
  54. 结语为了公共利益
  55. 写给未来的一封信(代后记)
  56. 致谢
载入中

热门划线

  1. 如果从经济逻辑出发,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是两大因素:一是市场分割,二是统一货币。92 人
  2. 在货币一体化的区域(或者国家),人口自由流动是必需的,否则,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趋同就难以实现。欠发达地区劳动生产率较低,如果人又没有流动起来,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的支出却是刚性的,工资调整又面临障碍(如果真让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完全对应则引起地区间收入差距),想通过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也不行,于是,靠举债来弥补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额就难以避免。80 人
  3. 第二个方面是技术创新。51 人
  4. 享受了大国规模经济的好处,那就也要承担大国发展的责任,不管是通过给外来人口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还是通过上缴的税收,以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形式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或者帮欠发达地区还债,本质上无非都是在承担大国一员的责任。47 人
  5. 劳动力自由流动,最终实现地区间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均等,是大国发展唯一可行的战略选择。47 人
  6. 实际上,如果地方政府没有能力自行偿还债务,又不能破产,那么任何形式的地方政府债务,最后都是要这个国家的老百姓一起还的,不是通过税收就是通过通胀。46 人
  7. 经济学里面缺资本和不缺资本的标准是谁的投资回报高,而不是谁的资本数量少。46 人
  8. 第四个方面就与现代服务业有关了。45 人
  9. 在出口受限的情况下,边缘国家经济发展受到制约,而人口又没有充分流动起来,国家却要为自己的国民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直接途径就是借债。43 人
  10. 第三个方面就是公共品提供。43 人
  11. 生产要素流动会使得要素回报均等化43 人
  12. 经济学最基本的道理告诉我们,如果有人口的自由流动,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就会趋同,否则人口就会持续流动。42 人
  13. 全球的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在少数地区,这种现象叫做“空间集聚”38 人
  14. 第一,大国有可能借助规模经济而发展“战略性产业”。35 人
  15. 一个国家的最优规模取决于国家规模增加带来的收益与治理成本增加之间的权衡。35 人
  16. 第三方面是安全。34 人
  17. 第一句话是,所有实现了地区间平衡发展的国家都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国家;第二句话是,凡是通过经济资源的行政性配置去追求地区间平衡发展的国家没有一个成功的。31 人
  18. 很多事情的发生有它的规律,我们要做的是尊重科学和规律,而不是以我们的好恶去看待它、以我们的利益去衡量它、以我们的权力去扭曲它。31 人
  19. 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的汇率由其劳动生产率决定。如果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但汇率不变的话,这个国家的出口货物就越来越便宜,于是就会产生本币升值的压力,以此来达到贸易的平衡。28 人
  20. 在中国,地理与政治是一对矛盾,经济开放和工业化使得地理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经济向沿海地区集聚成为一种趋势,然而,地方间的政治逻辑却使得每个地方都想最大化自己的经济规模,从而阻碍着生产要素的流动,成为一种反市场的力量。28 人
  21. 规模经济导致专业化,专业化又进一步产生学习效应。28 人
  22. 在经济学里最重要的是三大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25 人
  23. 任何大国的存在,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愿意通过协调地区间的矛盾来追求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而这个公共利益在更小的国家不能实现。25 人
  24. 如果用鼓励欠发达地区发展本地工业的方式来追求平衡发展,可能会得不偿失。24 人
  25. 21 人
  26. 中国经济的一系列结构性扭曲现象与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有关。受到户籍、土地和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影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受阻,并远远落后于由资本积累推动的工业化进程。21 人
  27. 如果离开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直接投资于欠发达地区缺乏竞争力的产业,甚至帮其偿还债务,仍难以避免在此过程中出现的资源利用低效率。21 人
  28. 自由移民的意义在于,它能保障一国居民最大化自己收入的权利,让人们到能够获得更高收入的地方去工作。21 人
  29. 在一个国家的统一货币政策下,如果没有好的办法来约束地方政府,那么,地方政府就会大量举债,把潜在的偿债风险留给后任,或者丢给国家。20 人
  30. 而从区域发展政策角度来讲,帮助中国内地发展,未来有两个措施:一个措施是在内地建设公路、铁路,把有竞争力的产品运送出来;另一个措施是因地制宜地建设小型机场,把需要旅游的人运进去。20 人
  31. 真正有意义的是地区之间的实际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差距缩减到最小。19 人
  32. 中国的问题不是经济太集聚了,而是长期以来,人口的集聚未能与经济集聚同步。19 人
  33. 一个公正的公共政策,应该达到这样的状态:不管是这个政策的直接受益者还是受损者,如果把他们的位置调换一下的话,这个政策仍然会被认为是合理的。19 人
  34. 第二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就是分散风险。18 人
  35. 第一是公共投资的效率原则,第二是人口的自由流动,第三是向没有享受公共投资好处的地方进行适度的财政转移。18 人
  36. 更进一步来说,如果中国想长期发挥大国优势,避免欧洲(特别是欧元区)的困境,就必须实现区域之间人均GDP的趋同,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最优的路径就是国家内部的自由移民。17 人
  37. 中国要警惕地方利益超越国家利益,市场被零碎分割,每个地方都只想着做大自己,忘记了自由移民才是地区间实际收入水平趋同的实现途径。17 人
  38. 在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大要素中,土地是不流动的,这是自然属性;高技能劳动力流向他们充裕的地方;资本流向它们稀缺的地方。17 人
  39. 这种由土地供给管制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工资偏离了劳动生产率,因此会危害中国东部地区的竞争力,相当于我们自己主动提前放弃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1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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