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更新 今天和一位读者讨论，让我想到一个新的问题，关于人物的塑造，应该更偏重“美”还是“真”，毕竟有时候二者会冲突。我觉得蛮有意思，抛出来和大家讨论。起因是这位读者给我打了两星，其中一个理由是故事的对话让ta（鉴于我不确认对方的生理性别）觉得人物脸谱化，并且对话内容比较无聊。这位朋友在我的故事里做了批注，对某些情节有些困惑。我解答了ta的疑问，也告诉了ta我的创作初衷和人物的内核。ta回复我说，进入不了我的故事语境，一个原因是配角们太招人反感了，这可能会阻碍读者进入故事语境。并且伍迪.艾伦的大段对话很精彩。我忽然明白了我们之间的分歧所在，即塑造人物时，究竟该更注重“美”，还是“真”。评判作品的质量，人物的讨喜程度，该占多大的分量。再往深处想，阅读时的快感和瞬间审美体验的满足，与故事设定的合理性以及人物的真实程度，倘若二者产生了冲突，应该倾向哪个。 这位朋友更看重“美”。而我更看重的是“真”，即某个人物经历了什么，ta处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最后一步步变成什么样，至于ta的性格是否讨人喜欢，并不是我最看重的。人物说的话要符合ta的人设和语境。我也喜欢伍迪.艾伦编的台词，但是放在中国的语境下，我故事里的配角们，是不会这么讲话的，他们的人生态度和经历，注定和高明的讽刺无缘，也和有趣无关。我不会为了写出“金句”，而让人物说出不符合ta经历与人设的话。 当然这也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好奇大家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是更新的分割线——————————————— 12.15 更新 这几天和读者互动，让我对于小说创作有了些新的想法，整理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先谢谢大家，为我提了不少建议。这两年写的东西几乎是论文，没怎么写小说。看到读者的评论，我意识到了一个之前一直忽略的问题，即作者如何把读者拉进ta希望他们进入的语境。因为写论文，看的人都是老师，他们自然而然就能进入论文预设的语境。但是小说不同，读者的经历千差万别，作者预设的语境，读者未必能顺利进入。我感觉这次的故事，在这点上做得不太好，导致读者对小说的理解和我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存在一些偏差。 我甚至有点后悔，把这篇小说放到女性单身状态的组别。我选择这组时，确实没预设过单身状态约等于单身情感故事。所以看到不少读者的关注点都在女主角一个人身上，甚至更局限在她的婚恋和感情上，我还蛮意外的。我有点不解，根据我有限的人生阅历，单身女性的状态，除了情感，还有很多维度值得探究。也是抱着这种想法，我选择把她置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去考察她33年的人生，是如何步入今天的状态。 这篇小说本身是个群像故事，每个人物我都想好好梳理他们的人生经历。政治在这个故事里，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一直影响着两代人的命运，只是有些人并不自知，但每个人依旧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这些不一样的人组合在一起，发生碰撞，整个故事才是完整的。女主角只是其中最特别的那个，顺带起了线索作用，把前后几十年的东西串起来。 关于七大姑八大姨，不止一位读者对此感到疑惑，为什么要花笔墨写他们的生活经历，这里聊聊最初的设计吧。他们的说话方式和经历，呈现的是一群人被剥夺了正常生活的权利之后，失去了生活重心的状态。像5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他们中大部分，青少年时期因为上山下乡，变相被剥夺了正常受教育的权利（章遥父母毕竟是少数），90年代末，人到中年下岗了，是被抛离的一代人。他们面对这些社会变迁，是无所适从的。他们心中缺乏安全感，对现状感到失落，却找不到合适的途径疏解。舅舅姚玏的暴脾气和酗酒，都是这些大事件，在具体的人身上留下的伤痕。 小说里，姚玏是家中独子兼长子，然而无论是家庭还是事业，他都比不过妹妹姚韵珍，甚至还要受她接济。家里真正的顶梁柱是姚韵珍，这对于一个骨子里看不起女人的男性来说，是件很压抑的事情。可他偏偏不能说妹妹半句不好，因为他一直受她恩惠，更谈不上施展他作为家里大哥的威严（没钱没权，自己跟孩子都没多大本事）。但他内心深处是不平衡的。所以他看到章遥的落魄，并且在春节对章遥发难，实际上是在变相发泄对妹妹积压多年的不满。而姚韵珍也不傻，知道哥哥的德性，此举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也就任由章遥怼回去。姚韵玲的心态和他很像，对姐姐一家夹杂着嫉妒和不甘，但又不得不在她面前夹起尾巴做人，毕竟姐姐对她的帮助是真的。她自己各方面不如姐姐，女儿在学生时代也不如外甥女。所以女儿阔起来之后，她是抱着一种扬眉吐气的心态，迫不及待去姐姐家里炫耀，有种“我终于赢了你一回”的感觉，以她的文化程度和经历，这么想是不奇怪的。 再者，章遥的外公是个温文尔雅的读书人，可是看看他这些子女，哪里还有半点修养和体面，个个都是满脑子算计，市侩气息呼之欲出，文化程度最高的姚韵珍也不例外。区别只在于姚韵珍表面和气暗戳戳较劲，而姚玏和姚韵玲口无遮拦，当面撒泼。可这一切，能只怪他们吗？显然不能，他们身处的年代，就没多少选择的权利。什么毁了一个书香门第本应有的修养，造就了一个家庭的悲剧，这是我想呈现的。只是，我没有选择把焦点放在事件发生时，而是描绘他们现在的状态，呈现给他们打下的烙印，多年以后并未消失，蕴于他们的一言一行中。 而这些痕迹，并不止于一代人身上，还会延续到下一代。他们无法在社会中满足基本的尊严，家庭就成了宣泄处。而孩子因为权力关系的天然不对等，往往成了宣泄的对象。比如姚韵玲（章遥二姨）对韩丽暴力的教育方式，以及肖媛（郎山母亲）近乎病态地想通过儿子考上名校这事，来找回自己因下岗失去的存在感和价值。这两人成年后的性格和价值观，上一代命运的影响不可忽视。 关于章遥的选择，再废话几句。她最后选择去做NGO，是看到身边亲戚的生活状况（表妹的麻木，长辈因下岗而失去生活重心），意识到哲学和象牙塔带给她的东西，是有局限的，在这些人的生活境遇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出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她才会走出象牙塔，去关注弱势群体的命运，一直做着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来为他们发声。只是这种选择，在那个隐含背景下，空间越来越小。她并不是一个沉溺于书本和电影的女文青。她要抵抗的，不止是一目了然的美丽新世界，还有1984的政治遗产。她对后者的厌恶远胜于前者，小说里她唯一一次当着人面发怒，就是舅舅姚玏的那套话语引起了她的生理不适，加上小品这个催化剂，她情绪爆发了。因此她不可能同一个对自身苦难视而不见的人过下去。她的困境，与情感无关，更多是源于目睹时代往不愿看到的方向滑落，自己却无能为力。 ————————————我是更新的分割线—————————————— 本来没打算自己给自己写评论，我一直觉得一部作品完成了，于作者而言就结束了。按照罗兰.巴特的话，即“作者已死”。然而，上个月发生了不少事，无意中刷到了一条相关微博，其中提到“几年前尚有记者和NGO关注此类事件，并施予救助”，不由想起这篇已经完结的小说，恰好文中的主要人物，一个做NGO，一个是调查记者。而故事中一个隐含的背景，发生在2014年的北京（具体请google章遥的职业）。不经意间，它似乎成了眼前寒冷冬夜的预言，亦让我莫名生出一股胡扯几句的冲动。 我必须承认，这并不是一个令人心情愉快的故事，豆瓣的读者和我身边人的反馈，也证明了这一点。写这篇小说的初衷，是想探究70年代到现在，中国的社会变迁对个体命运的影响，以及知识分子的困境，只是切入口恰好是一个年过三旬的单身女高知。女性和人文出身的知识分子，这两个身份，都和现实之间充斥着张力。而一旦涉及这个话题，难免沉重。有些人在懵懂中，倏地被历史永远抛离，却不知原因，又毫无顾忌地将伤痛传至下一代。因此，我并没有打算把故事的着眼点，放在婚恋和感情上。文中出现的催婚情节，也不过是被剥夺了安全感的一代人，集体焦虑和失落的体现。我想透过一个女人三十多年的人生经历和关系网，来呈现过去与现实的交集，以及政治和人心在命运节点的交错。 故事的主人公章遥，是个很矛盾的人。她既有对弱者的同理心与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却又难免智识上的优越感。她看似循规蹈矩，骨子里却住着叛逆和自由的灵魂，无法冲上街头，唯有默默在内心抵抗，最终成了不合时宜的失败者。她并非不知道，这种选择背后的代价，却还是清醒地被时代放逐。抵抗的意义，未必在于结果是否成功，而在于抵抗本身，就是支点所在。她一直清楚自己会拒绝什么，只是这个过程中，她曾经犹豫过，自己究竟要什么。因此她才会在年过三旬之际，仍为郎山对自身苦难的无动于衷而难过，为何跃向沦落的时代妥协而痛心遗憾，最终抽身离去，孤身前行。当然，所有人的选择都无可厚非。毕竟，自由并非所有人的必需品，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也注定了有些人同行一段后，终究分道扬镳。 大约三年时间，我从一个抱着小确幸的小姑娘，变成了现在这样。本科专业带给我最大的转变，就是打破了我所有的幻想，重新审视过去和当下。如同这个故事，这不是什么令人享受的过程，甚至谈不上我有多主动，然而一切已经不可扭转。但我又庆幸，自己身上发生了这样的转变，不至于粉饰太平，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自欺欺人地活下去。即使现状糟糕透顶，我也想鼓起勇气，清醒地面对眼前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