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出来，说出来，不要走我们的路”，这是马航家属对东航家属说的话，面对飞机坠落，面对亲人离世，最痛苦的是活着的人。 因为悲伤意味着是一种失去，一种离开，而这种突然其来的不幸，会让我们的情绪产生一种幻灭感，让我们不愿意甚至不相信这个事实的存在。 东航的坠机事件，让很多的人面临的就是这种突如其来的失去，前一刻，或许还欢声笑语，畅想未来，后一时，却已阴阳两隔，不复相见。 面对这种应激事件，我们的心理往往都会受到巨大的创伤。那么，面对这些悲痛欲绝的家属，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8年前，姜辉的母亲在马航上，他亲历了亲人离别的那种痛和无奈，经受心理上的各种磋磨，到现在，他都不敢说自己已经能够走出那种悲伤的情绪。 姜辉回忆在知道马航出事后，他几乎全天候地盯着电视，刷手机，只期望能够获得更快、更准确的信息，而面对亲朋好友的电话询问时，他则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因为他不知道该怎样面对家人朋友的关切问候，而他心情则完全随着新闻、网络里的只言片语跌宕起伏。 在他看来，8年前不够透明的信息，不够及时的心理援助都成为他心底的抱憾和愤怒，久久无法释怀。 德国心理学家乌多·贝尔和加布理埃莱·弗里克-贝尔在他们的《情绪修复全书—17个对症下药的心灵处方》书中，专门设了一个章节，详细的解析如何处理悲伤情绪。在书中，作者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让他人分担悲伤和痛苦。而我们每个人同样应该培养和找到如何去处理和面对自己的悲伤。 接受他们悲伤情绪，并帮他们把这种情绪释放出来，这才是对家属最好的抚慰。 可是，在更多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的心理援助者在现场，而我们的家属，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甚至无法意识自己的心理已经出了问题，他们的关注点，是随着搜救的过程一点点递进，希望也是一点点幻灭的。 但悲伤、恐惧这种情绪其实是在知道飞机坠落的那一刻就产生了。明明知道有些结果就是确定的事实，但从心理上就是无法接受。所以说，悲伤本身并不是最大的痛苦，试图去躲避悲伤才是最大的痛。 面对这种情况，无论是心理援助者还是在现场处置的任何一个工作人员，能做的就是让大家哭出来，说出来，把这种情绪宣泄出来，要知道落下的每一滴眼泪，都会减少一些痛苦。 但人和人的情绪并不相通，悲伤也没有什么衡量标准，我们同样没有办法告诉对方：“已经过去这么久了，我们总要往前看，可以放下了” 每个个体不同，悲伤的过程和各自现实状况息息相关，所以，在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一定不要一昧地让对方停止悲伤，而真的就应该告诉对方：“你哭吧，尽情的哭吧，我知道你太痛苦了” 这时候，就会发现当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悲伤情绪中时，我们反倒能够释放出积极面对现实的力量。 我曾参加过一个心理公益援助的项目，负责接听热线电话。一天晚上，有个电话进来，很久没有人说话，但在话筒里又能听到抽泣声，我能感受到，对方在极力地压抑自己的情绪，想让自己不哭，想让自己完整的告诉我，她此刻打电话的目的。 我告诉她：“你想哭就哭吧，我一直都在你身边”，这句话一出口，电话那头的来访者立即嚎啕大哭，十几分钟后，她的情绪平复下来，告诉我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哭，但我这会好多了。 作为志愿者的这种倾听，对悲伤者而言就是一种治愈。 但我们有常常犯一个错误，会想当然地认为对方向我们倾诉，那么我们就应该给予建议和安慰，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的和应该做的就是全身心的接受，陪伴，告诉对方我会始终在你身边，会和你一起度过这个难关，而不是告诉对方，你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过去， 不给出建议，并不意味着被动地去接受这种痛苦，而是要顺着来访者的情绪，向对方分享自己的经历和还有面对悲伤时的一些做法，比如姜斌，作为马航的家属，他真实的分享出当年他的心路历程，就能够让对方感受的被理解，被支持和被接纳。 我们经常说每一次告别都是一段记忆的开始，但在实际当中，面对悲伤，有些伤痛我们是可以自己处理，自己化解的，还有一些伤痛我们根本无力改变。 但很多时候，我们总会为那些无法改变的东西做斗争，做努力，我们会愤怒：为什么这样的事会落到我们身上？会绝望：为什么会这么倒霉，为什么老天爷不眷顾我，会内疚：都是我的错，如果我订了一班多好…… 而这些不合理的信念耗尽我们所有的能量，让我们没有精力把重心放到能改变的事情上去。 悲伤者只有承认和接受，有些事情是无力改变的，才有可能从痛苦中走出来，这就需要外界的帮助，这就是倾诉和心理援助的意义。 我们每个人都有悲伤的权利，但我们要知道死亡或许不是生的对立面，它或许会作为生的一方面永生，而对还活着的人来讲，要学会看到悲伤的意义，就像《情绪修复》这本书里所说到的：“悲伤本身不是最大的痛苦，试图躲避悲伤或害怕悲伤永不停止才是最大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