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贼”到“水寇”：水浒传的前世今生

对客观事物，要细致观察。诗人总是热情的、浪漫的，把生活、事物看得很美好。而小说家总是保持一种冷静的态度，用客观的、批判的眼光去解剖人生、社会。某些学术观点之所以不同，和他们是不是小说家或诗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无关。“小说家”+“诗人”=完美的组合。把它和考据工作联系起来，考据的最高境界不也正是如此吗？考据是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像黑衣法官断案、大侦探破案一样，它需要的是敏锐的头脑，严谨的作风，广泛地搜集证据，结论必须、也只能从客观的证据中引出。这好比是“小说家”的工作。然而，很多证据是死的，摆在那里，你不一定找得到它们。怎么去寻觅它们呢？甚或即使看见了它们，有时也不知道如何能使它们更好地发挥效用。这就需要开动脑筋，让自己的想象力驰骋起来，飞翔起来。这好比是“诗人”的工作。考据必须凭证据说话。但是，考据不能完全排斥合理的推测。推测又必须倚仗证据的支持。于是，出现了另外一个类似的等式：确凿的证据+合理的推测=成功的考据。作者的考据，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都和上面所说的几点暗合。例如：1.《水浒传》百回本第十五回中，“八”“七”和“六”三个数字的矛盾。回目上说是“七星聚义”；在正文中，参加聚义的人数，明明是八个人，却一会儿说是“七人”，一会儿说是“六人”。经过详细的分析和论证，他断定，在《水浒传》成书过程中，公孙胜是后来加入的。2.《水浒传》的一条规律：每位梁山好汉首次登场，都应该伴随着一首出场诗。他细心地统计出：九十一人有出场诗；其中六十九人在首次登场时有出场诗，二十二人在第二次、第三次登场时才有出场诗；十七人始终没有出场诗，他们的登场相对地集中于第十四回、第十五回、第三十五回、第三十六回；在第十三回之前，有十四人登场，竟无一人带诗出场。经过深入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在今本之前，存在着一个“带诗本”。他更进一步论述了这个“带诗本”的内容和特点。这些都是十分精彩的考据。这份考据获得成功，不是偶然的。其原因在于，对考据有正确的认识，运用了正确的考据方法，因而结论是有说服力的，也是经得起检验的。

本书角度新颖，别具慧眼，分析细腻，论据可信。是难得一见的研究《水浒传》版本问题的好文章。它有新的视角，新的见解。作者是个典型的读书人，温文尔雅，谦谦君子，虚心好学。十余年来，他的治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他的成就，可以说，主要是凭借着他自己的艰苦努力取得的。侯会在大学里教书课余，孜孜不倦地继续钻研着《水浒传》的版本问题，成书过程问题。几年的辛勤耕耘，终于向读者们献出了这本选题新颖、视野开阔、资料丰富而翔实、论述细致而深入、有扎实功力、有独到见解的专著。

读书要细心。细心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很多人对小说版本研究抱有一种误解，总以为必须手上持有多种珍贵的、稀奇的版本，方能搞出名堂来。实际上并非如此。关键在于，首先要静下心来，力戒急于求成的浮躁习气，稳坐在书桌旁，细心地读书和做学问。要善于从字里行间发现问题。研究的独创性常常是从这里产生的。一边读书，一边要勤于思考。读书不仅求“深”，还要求“博”，要以某一部小说为中心，旁及上下左右，多方面努力地寻找有关的资料信息。考据家不应是“书呆子”，不应是“书簏”。思维能力，对考据家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对纷至沓来的资料要善于选择。要善于分辨它们的有用与无用，真与伪，主与次，重要与不重要。某一资料能解决什么问题，不能解决什么问题，都要心中有数。这些其实都是对考据工作的基本要求。

本书是作者多年研读《水浒》所得的阶段性总结，再版做了如下工作：1.润饰文字，使之通俗流畅；并适当增加一些常识性介绍，尽力使非专业读者也能做到无障碍阅读。2.改拟标题，并在节下增添一层小标题，意在使脉络更清晰，标题更活泼，读起来也更轻松。3.删改加强，在不损害学术严谨性的前提下，尽量增加文章的通俗性、可读性。4.调整章节，维持原书本有架构的前提下，合理化章节分布。

侯会，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教学、科研工作。著有《水浒源流新证》、《中华文学五千年》、《世界文学五千年》、《元曲诵读》、《食货金瓶梅:从吃饭穿衣看晚明人性》、《水浒、西游探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