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很看重这个剧本，它基本上代表了我自己愤青生涯的结点。那时候，我以宏大叙事为文学的任务，以高尚的功利为文学的目的，以为文学真的能达到启蒙或意识形态批判的功效。这样想虽然没错，但也没用，因为它离文学创作的具体实践太远了。我发现即便是对总体的某种把握（当然是抽象的把握），某种直观和通透丰满的想象，也不能消除这种个体存在的焦虑，因为总体与个体从来都不会全然吻合，无论是克尔凯郭尔说的个别的人与普遍的人的关系，还是萨特说的自为存在与它的自在存在的关系，或是海德格尔说的此在与常人的关系，大抵上都是这个意思。个别的问题应当个别地对待，总体（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仿佛它的所指真是一个实体似的）则应当被放入背景中，而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才获得它的合法性。
当然，文学虽没那么伟大，却也没那么荒唐。文学比人更长存，但害死一部作品，目前的法律还不会认定其为犯罪，它最多会抱着膀子站在旁边同情地说：“哦，这是市场之手的作用。你肯定做了什么事把它给得罪了，否则……反正吧，它永远是最公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