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述：作为一个前平台制片人，一直“囚困”于平台和创作之间。平台的权利是否有性别影响？以此建立下的创作视角是否受权利框架影响？作为一位女性制片人，我站在平台视角，是否也违背了”原生女性视角“而被异化为了”资本化了的新男性视角“？在困惑之中我读了越剧宗师袁雪芬老师的自传《求索人生艺术的真谛》和姜进教授的《诗与政治》。 民国乱世，阐述文化内容的权利仍然大部分集中在男性手中。上海因为其特殊的时代和社会特点成为了“女性视角”作品的孤岛。当时上海的支柱产业之一是纺织业，而撑起纺织业的就是女工。与此同时，上…（展开）

作者自述:

作为一个前平台制片人，一直“囚困”于平台和创作之间。平台的权利是否有性别影响？以此建立下的创作视角是否受权利框架影响？作为一位女性制片人，我站在平台视角，是否也违背了”原生女性视角“而被异化为了”资本化了的新男性视角“？在困惑之中我读了越剧宗师袁雪芬老师的自传《求索人生艺术的真谛》和姜进教授的《诗与政治》。

民国乱世，阐述文化内容的权利仍然大部分集中在男性手中。上海因为其特殊的时代和社会特点成为了“女性视角”作品的孤岛。当时上海的支柱产业之一是纺织业，而撑起纺织业的就是女工。与此同时，上海还生活着大量女学生、女教师、护士、女职员等。这些拥有经济独立的女性观众催化了全女班越剧，这个从“女性视角”创作的文化产品。

越剧一开始只是靠擦边戏起家的不入流戏曲，袁老师她们这一代宗师不愿意唱脱衣戏，不愿意听到梁山伯口中有“英台胸头奶又峰”这样的台词。袁老师的搭档，她的“梁山伯”被黄谣害死——她心痛呕血，却硬生生扛住了两个人的志愿，“难道我们就该死吗？越剧就该是脱衣戏吗？”

她奋起反击控制戏班并限制她们自由的业内油子流氓、垄断票房的戏院前台老板、使用特权随意霸凌演员的国民党政府。越来越多的越剧宗师加入进来，她们从自己被欺凌的亲身经历出发，净化口头唱本的台词，又请来话剧界、电影界的专业人才一起创作。把越剧变成了代女性群里发声的，表达她们对世界、对时代叩问的利刃。

越剧的兴起和流行是女性视角对旧有传统文化权利架构的解构。她们改变了文化结构，造就了新的海派文化，改变了上海，和其她女性创作者一起奠基了“新中国”的文化土壤。1949年，刚刚27岁的袁老师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越剧宗师们的抗争、对生命艺术永无止息的求索，以及她们对于生命的信念和坚持，让我久久难以忘怀。就算是平台逻辑告诉我这是一个没有卖点的好故事，无法在平台逻辑下进行进一步商业开发，我也忍不住还是想提笔，以她们为原型写下《起腔》这个故事。

可能只是为了告诉后来人，女性有力量改变世界。

哪怕失败，也要去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