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枪炮与选票

战争、枪炮与选票

理想国译丛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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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为什么在极端贫穷的社会里,政治暴力如此普遍?要如何才能遏制它?在全球最贫困10亿人的地区,如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乌干达、肯尼亚等国,其部落传统造成人民无法形成国家认同,选举也无法扼止部落间的战争。这些地区的国家结构性缺陷,也导致经济无法正常发展,人民只能仰赖国际援助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然而贫困的小国政府对主权的激烈捍卫,再加上领导人的软弱和冷漠,彻底限制国际行动实际上能达到的效果。

在《战争、枪炮与选票》中,保罗·科利尔关注权力,深入探讨为什么政治暴力在最底层10亿人的社会里如此普遍,以及如何才能遏制它。在世界经济最底层的国家里,暴力一直是通往权力的主要途径。政治暴力本身是祸根,同时也是建立负责任的、合法的政府的障碍。他破除“选举迷信”,建议通过国际社会与极端贫困社会的“共同治理”,使国际社会只需要较小的干预就能控制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内在的政治暴力。这股迄今为止如此强大的毁灭性力量才能被驾驭,从而转祸为福,把民主体制的破坏势力变成其捍卫力量。

保罗·科利尔结合扎实的实地考察研究及严谨的统计研究分析,跨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边界,以宏观的视角,推导政策建议,给全球最贫困的10亿人开药。本书对于国人了解全球最落后地区的贫困状况、暴乱困境以及当前国际上有关干预的各种建议和措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认识价值和指导意义。

◎编辑推荐

★梁文道、刘瑜、熊培云、许知远联袂主编——“理想国译丛”(MIRROR)系列之一(022)——保持开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睛,看看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本书有刘瑜专文导读,探讨民主体制带来的“选举迷信”及政治暴力,深思该如何拯救底层国家。

★《战争、枪炮与选票》通过对赞比亚、刚果、肯尼亚、津巴布韦等非洲国家长年的研究,分析为什么政治暴力在最底层10亿人的社会里如此普遍以及如何遏制它,更深入讨论“选票”与权力、族群政治和暴力冲突的关联。

★《战争、枪炮与选票》提出改良底层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处方签,并对发达国家的责任、国际军事和经济援助行动提出具体的建言。

★《纽约时报书评》《卫报》《泰晤士报》《观察家报》《星期日泰晤士报》《文学评论》等媒体齐声推荐。

◎名家推荐:

保罗·科利尔对当前的讨论做出了重大贡献。西方的决策者们在讨论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事务时,往往先入为主地带入了对民主制度的某种假设。科利尔用实证研究纠正了这种假设。——《纽约时报书评》

总统奥巴马在部署行动之前真应该读一读保罗·科利尔教授的《战争、枪炮与选票》……与很多学者不同,科利尔提出了一套非常具体的建议和巧妙的解决方案。——《泰晤士报》

在透彻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的重要观点……使他跻身于诸如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样的大师之列。——《卫报》

科利尔非常了解非洲……他对世界盲目于现实的愤慨和致力于改善的热情,很难让人不为之动容。——《星期日泰晤士报》

这本书展现的气魄、机智和从各个角度出发的侧面思考将改变读者的视野。——《观察家报》

保罗·科利尔的思想总是深具启发性并立足于缜密严谨的社会科学上。——《文学评论》

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牛津大学非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前世界银行发展研究组主任,英国政府非洲委员会顾问,非洲经济问题的世界顶级专家之一,著有《最底层的10亿人》(The Bottom Billion)、《难民》(Refugee)、《针眼》(The Eye of the Needle)等。曾获莱昂内尔·吉尔伯奖(The Lionel Gelber Prize)、克林纳国际书卷奖(Corine - Internationaler Buchpreis)、亚瑟·罗斯图书奖(Arthur Ross Book Award)、埃斯托利尔全球事务杰出著作奖(Estoril Global Issues Distinguished Book Prize)等。2010年和2011年,被《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列入“全球顶尖思想家”。

译者介绍

吴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西班牙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商学与统计学硕士,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硕士。精通西班牙语和英语。

作品目录

载入中

热门划线

  1. 科利尔首先拿来开刀的是“选举迷信”。通过对民主与暴力冲突的实证研究,他发现“民主的好处”是需要经济条件的。确切地说,在极端贫困的地区,越民主越容易出现暴力;而在相对富足的地区,越专制则越容易出现暴力。6 人
  2. “国际市场”对技术含量低的制造业产品消化能力是有限的,当中国、东亚各国和印度等第三世界的“先到者”挤上了船,“迟到者”的发展空间就非常有限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许多极端贫困国家依靠某些自然资源(石油、矿产、农产品等)进入国际市场,而这些初级产品可能带来资源诅咒。5 人
  3. 初级产品的繁荣带来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刺激了政府提高福利和补贴,扩大国有部门和公务员系统,但当初级产品的价格猛然下跌时,由于政治阻力,已经提高的支出不可能轻易收回,于是滥发货币、无度国际借贷、金融危机、政治骚乱蜂拥而至。5 人
  4. 这就从经济学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对自己族群如此忠诚:在高风险、低收入的条件下,族群的存在让收入保险这种人们亟须的保障成为可能。时间一长,对族群的忠诚被道德力量加固强化,因为对族群履行你的义务在道义上是善举。4 人
  5. 第一,他必须思考“大问题”——他不能停留于某个技术化的、局部的、微观的经济问题,而必须跨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边界,进行综合性的宏观思考;第二,他必须进行政策性思考,即他的思考不能停留于理论思辨和发表论文,而是必须能够直接推导政策建议,这些建议需要接受现实的检验。3 人
  6. 但是这个理论的问题在于:它假定人是“理性”的。不,人不但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在一个族群成分极其复杂而且族群历史积怨极其深厚的地方,人们给×××投票往往不是因为他所能提供的治理绩效,而是因为他和“我”来自同一种宗教、同一个地区、同一个民族、同一个种族……总之,因为他是“自己人”。3 人
  7. 这种族群主义的投票模式不但无助于选拔“负责的”政府和政治家,而且往往使得选举成为族群冲突的火药桶3 人
  8. 建民族国家需要特定的历史情境。发展援助常常适得其反。经济全球化则有利有弊。3 人
  9. 知识分子善于批评,而不提供替代方案的批评总是容易的。3 人
  10. 第一,将公正选举与国际反政变承诺挂钩。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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