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总是启程？
永远不放过尝试新东西的机会，从来没有坚持到底，因为时间精力不够、激情退去、自卑感和虚荣心作怪。做了三年话剧，毕业大戏跑了；在埃塞教了三个月英语，拍拍手旅行去；媒体实习还没做扎实，就开始张望公关；中国还没走完，就把脚伸向了太平洋、大西洋。这就是我，从中国到欧洲，从非洲到美国，我的姿态总是不管不顾地抬脚走人，我的心总在远方，却多是中国式怀旧而非西方式畅想——所以我会坐在纽约敲打对非洲的思念。
再没人比我更迷茫
我想“一口气吃成大胖子”，归根结底，是因为我迷茫。
22岁，若在上个世纪，老一辈眼里应是成家立业、报效祖国、肩负重任的黄金时期，蓝图前所未有的清晰，是心智健全、自力更生、把准人生脉搏的年纪。但现在，这种论调和我们、尤其是我，格格不入。我的同学都工作了，不管顺不顺心，总之能自己糊口；都恋爱了，不管开不开心，都朝着买房结婚而去——一句话，都长大了。再看我，比谁走得都远，好像比谁都潇洒，却比谁都迷茫。走过4大洲，你问我研究生毕业之后想干嘛，实在坦诚而不是应付面试地说——我还是“不知道”。把“嘛”去掉，我只是想“干”，很多事，很多人，很多可能，甚至开玩笑去跳脱衣舞。
我不想，不代表问题就不存在，我怕一想我的人生就会像海市蜃楼瞬间化为乌有，我的心念、我的价值、我的信仰，一切值得骄傲的、意义重大的，像物理学家研究到极致最终抛弃物理本身，就会不值一提。亲戚朋友都比不上我的步履，有资本骄傲的我其实是自卑的，“启程”就代表着前路忙碌、充实，我才能感到自己活着，活得有出息有质量，那些只做好眼前分内事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其实更有可能成功而幸福，想想一辈子研究出一种新药，我会有“成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但我不会从这种生活方式里获得成就“感”。而“感”，于我恰恰是命根。我需要它支撑我走下去，不管自己东西奔波的紧张感与快感， 还是外人看上去的“光鲜的大红人、大忙人”。我刚进大学看到别人都这社团那社团，就急得睡不着觉，我也得和别人一样好——但毕业后才知道，那些光学习和“搞领导力”的人工作前景是一样的。出于虚荣，我拼命想证明自己，这也是“启程”一个原因。
我现在才开始思考，为什么我总是揽很多事儿做，话剧、超市、报纸、杂志、各种实习齐上阵，各种课程快赶完，最后精力时间赤字，半路撤退，痴情专一的战友却持久作战，终获荣光——总编、社长、转正、车房。我是漫画里那个总是被批斗的对象——到处挖坑，不见水源就转移，还没种树就想乘凉。不管做得好不好，先做了再说，不管最后焦头烂额到能否善终，总觉得做着做着自然柳暗花明。值得赞许的冲劲，却没有持之以恒的毅力。典型的父母口中“不守规矩不负责任”的90后，喜欢了往死里拼搏， 不喜欢就撒手不管、人鬼两忘。“不爱了为什么不离婚？”“唉，走到现在不容易，还是走下去吧……”我的日子怎能过成这样？！还没见过像我这么冷血热心、眼大肚小、虎头蛇尾的人。大学里只有一件事还算是善始善终，就是话剧，做了三年，眼看临近毕业，众人瞩目的毕业大戏怎能少了元老我的份？但“新娘”偏偏就在“入洞房”前逃到了云南，带着半句残破的承诺：“这学期我会接社长的。”话剧票友总是质问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我，你的承诺呢？我会摊出“收到十封拒信”的借口，带着毫无牵挂的好心情又找块新地开拓。后来这个借口简直成了我骗取同情的灵药，一切场合都适用，老师都会温言柔声：“哎哟，那你好好玩吧，没关系没关系，不算旷课。”其实那时早春4月，还没集齐据信，我就把“美国梦”丢在脑后了。“非洲”也是一样，是不想安定下来工作的我的桃源，父母紧催快申请学校，我一副要在埃塞结婚定居的懒散样儿。但三个月后心又飞了。
再没人比我更清醒
后来和出版社的老师聊天，是她督促我不得不开始自我反省，孔老先生说一日三省，我能一生三省就不错了。她说，我是纯粹的体验主义者，行动力强而缺乏思考力，或不愿思考，的确，想多了我心烦焦虑，还不如双手双脚放在地上做事。
一半源于成长环境，我的父母就是典型的“教育改变命运”的进城精英、农民后代，所以把我黏在凳子上、24小时不间断端上知识的佳肴，希望把我培养成精英中的精英。我就是这样“被教育”出来的，在我们那个鸟不生蛋的西部小城，别的4岁小孩只知道擦鼻屎，我就得天天练琴；别的6岁小孩还在院子里玩土，我就有幸跟着我妈在北京做了为期两年的“调研视察”，出类拔萃地回到故乡，很快“泯然众人矣”。十二三岁，别的小孩周末约着去滑雪，我在家学习，不知为何学；高中，专政变专制，所有电话都被我爸接，所有聚会都由我的“经纪人”推掉——她不在家，她在睡觉，我会让她打给你的，结果我永远不知道谁给我打过电话，渐渐地也就没人给我打电话了，再渐渐地我除了上学就很少出门了，最后，我变成了孤僻无聊的“题王”——做题就是我的人生。我“被学习”了十几年，高考成了登山者眼中最后的顶峰，所有年轻人都觉得爬过去生活多么多么精彩。这样的高压体制，如果还不学会自解、“放下”，“心如小鸟”的我还能活到现在？就是那个时候，行走开始胜于方向，物态胜于感觉，做胜于想，独处变成狂欢，奋斗本身胜于为何奋斗。于是看似平静的小小书房，我唯一的世界，却经历了巨大的心智、性格的转变，一切都源于“想让自己好受点”，忙起来也就不胡思乱想了。
我想大家都经历过短期的“自我麻醉”“自我封闭”，家里学校两边演戏，出院后病也就好了（现在，很多同学都会和父母坦诚相见），但我带着这病过到了现在，自得其乐，却更迷茫、矛盾、分裂。都这么大了，回到家还是吃饭滴一身油、瘫在沙发上等我妈伺候、像“成人弱智”装疯卖傻。我妈以为我真傻，来美国前关切地问“要不要我帮你买些安全套？”
整个大学，一方面，不忙不做事证明自我能力、自我价值，就会自卑、不舒服、不满意、无所适从，做很多事的下场就是忙不过来不得不放弃，“没时间”恰恰成了“厌倦”的挡箭牌。做事一定会认识新面孔，一般刚开始都是“开心果”“万人迷”，慢慢就“兽性大发”——爱上新欢、忘记旧爱只需几秒钟，对人的兴趣就像对事一样。另一方面，我又对社交有些恐惧，讨厌多说话，一起共事的实习生我从来不多说一句话，“别来扯淡浪费我的时间”。想保持终生友谊的人我追在屁股后面，几面之缘的“熟人”我溜之大吉。分裂而极端，了解我的人说我是可以理解的变态，中等了解人觉得我是“开心果”“重口味岚哥”，大多数丢下“不爱说话，很难接触”的评语。转了三次学的高中，默默无闻的高中，毫无激情和乐趣的高中，现在的陌生人当年的同学也一定会纳闷，这个在人人上炫耀自己旅行战果的重口味疯子和那个坐在教室里除了做题没别的爱好的小白痴怎么会是一个人？！
其实我从来没变，只是为了适应不同生存环境——文明的野蛮的高速的宁静的淳朴的狡诈的——伪装。话痨和哑巴都是我，单纯和腹黑都是我，女权主义和女流氓都是我，小甜姐和粗爷们都是我，有礼貌没礼貌也都是我，世界有多复杂人性就有多复杂。矛盾的我注定要过矛盾、多变、分裂、漂泊的日子。人们都说大学释放人的天性，我的天性一直都在，只不过高中的生存策略是“沉默是金”，大学则是看谁最有“范儿”，于是我把“岚哥”“包装炒作”得很成功。甚至非洲老外嗲着嗓子余音绕梁的“Laaaan”，也是这个的“傻妹妹”那个的“女汉子”，像更年期妇女一样每天小吵、三天大吵甚至出拳打人，但吵完打完还柔弱地抱着男人哭鼻子的，都是我。
大学的花花世界也让我的父母改变了战术战略，于是他们鼓励我加入社团、出国交流，不用太在乎成绩。就算我再艰苦朴素，开销无上限也足见他们开明。魔都上海、小资复旦，自由而无用的人文情怀，我的大学学费还真不如期末打印二十几页ppt花得值。谁不睡觉、谁不翘课？在大学是天经地义，但我睡醒逃跑后总会自我反省，下决心下次一定不怎么怎么，全天泡图书馆或找老师问问题，像出轨的老处女钻进忏悔室一样净化一下自己。就算这样，自认为大多数新闻学院教过我的老师对我还是印象较佳的，起码记得名字认得脸能说个一二三的优点，求推荐信也不用自己操刀。带着对灯红酒绿的向往和应该钻研学术的负罪感，我矛盾地过完了大学，自认为不虚此行。
我是非常功利的人，渴望别人的嘉奖，名权钱一定选第一个。去瑞典交流过，跑了半个欧洲；成为社团元老，交了一辈子的挚友；学的东西还比较喜欢，实习也有点小成果；最后美美的红毯，圆满的裸奔。回头看，大一时生怕比不过大城市人的患得患失实在多余。我所有的行动似乎都源于美化简历、美容别人看我的眼光，而不是真正的热爱（虽到后来我都会爱到骨子里）， 尽管爱欲燃尽就逃跑，以至于自我安慰“我是一个为生活而生活的人”，真的吗？所有人，请摸摸心坎儿自问，没有利益的事儿你会做吗？你真的只是为了“爱的奉献”去做义工的吗？难道炫耀时，你就没有自豪感、荣誉感吗？我有。我不想把自己说的多伟大，我去欧洲、去非洲，做了一连串志愿者，不仅是让别人成长，更重要的是想让自己成长、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野心、想肯定自己的价值、想华丽丽而非平庸地打发自己的时间、想给自己找乐子。
我是个至俗之人，问我某个社会事件，我未必知道得就比没上过大学以按摩为业的美国室友多。我有一对模范父母，经济条件还不错，我只是因“大概”比别人干得卖力、 享受比大多数人多的资源而考上名校，复旦又给了我优于同龄人的平台。我的“小成绩”不是我自己的，也不单是老师父母的，而是累加型资源掠夺。我常会想那些早已寂寂无名的小学同学都到哪里去了，某个工厂、某家饭馆、某块田，艰难度日。我们这些“精英”踩着别人的脖子、掠夺了有限的资源，整个社会还是遵循几亿年的法则：适者生存，物竞天择。我们的成功就意味着别人的失败，他们的死就是我们的生。人们总说死亡晦气，没有动植物的死，没有老早就献身煤油气产业的草履虫，怎么会有我们人类的“生”？死比生更值得憧憬、膜拜。比起我们的美国教授大谈如何改革公立教育，却将自己的孩子送到私立学校，我活得特别真实。我倒不因小学同学的境遇自责，但我也不虚饰自己的光芒，这光芒的背后是血淋淋的你死我活。
先有一个美国梦
别人都会问， 我为什么要去非洲，很简单，因为我喜欢玩儿啊！玩儿我没见过的地方啊！我是打着志愿者的幌子，以旅行体验生活为最终目的。但那时，唯一的念头却是，没有学校要我，我该怎么办？我一定得做些事儿维持自己的荣誉感，任何事儿；去个地方，任何上海之外的地方。我要动起来！
我为我的（或我父母的）“美国梦”奋斗了三年，从大三就开始了解各校信息到“欧洲之行”结束后行云流水地敲打各种PS，从整个暑假拼死拼活地憋各种有对白无对白的长短剧本到开学后跑遍沪城拍摄视频作品，从百忙中抽着零碎时间甚至逃课地递交各种网申到随着“战役”结束终于可以好好睡一个安稳觉、再也不会紧张到生病发烧的11月，这个梦鞭策着我昼夜不息地运转，即便我的身体想要停下来，我的心都会咆哮：听着，你是个有梦想的孩子！但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梦，我依旧迷茫。只知道，我不能懒懒散散地滥用生命，我不能浑浑噩噩地虚度光阴，我要疯狂地学习、体验、游戏，把我的激情与爱倾注在一切上，渴望变化、游移、挑战、冒险，领略新奇的事物、呼吸新鲜的空气。从新疆伊宁到乌鲁木齐，从北京到上海再到瑞典，从小在不同城市、学校间的转学经历塑造了我的性格，这种性格不断推着我朝未知的地域、领域挺进。凭空多了一个间隔年，为什么不是非洲？
从“旅游”到“旅行”，我在云南的改变
4月，据信从未把我压倒，带着半为散心半为思索人生方向的心态，我算是“钻制度的空隙”、翘课“偷渡”到了云南。本打算游遍云南省，却把整个月都耗在了大理，体验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旅行”——不再提前看地图读攻略、严格执行网友制定好的旅行计划。按照以往常规，我在couchsurfing上找了host，初衷是省钱，但最终“事与愿违”。
硬铺、大巴确实辛苦，但它能让我感到我在逐渐地、一步步抵达我所向往的地方，这里面有我努力的艰辛、卓绝的忍耐和催生而出的强烈欲望。而飞机却这么轻而易举，所以我的欧洲行显得那么理所当然、小资文艺。飞机消解了旅行，变为旅游。上海，浙江，江西，湖南，贵州，我能体会到渐变的地理，我看到了地理书上的红土地、梯田、吊脚楼，从烟雨蒙蒙变得阳光灿烂，我的心情经历了幼鸟学飞的涅槃之旅。就这样，我到了云南。
这是一个住在大理古城才村的意大利人Fabrizio，40岁，曾经的生物工程师，永远的旅行流浪者 ，疯狂的艺术家。他只身徒步走过四十多个国家，不要地图、不要罗盘，渴望遇见独特的惊喜。他是一个对生活、对异域文化真正抱有炽热感情的人。所以，他来到大理才村，租下一个农家小院，正在筹建一个创意工坊“日蚀”Eclipse Creative Labs。两层小楼，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名字，都布置成千种风情、万方风采；有蒙古包、藏文化卷轴绘画，还有一面白墙，几十个人已留下过自己的绘迹，变废为宝、赋予看上去是垃圾的东西第二春是他的使命。
他host了近10个人，各个传奇：来自瑞典的旅行画家Henrick，他的足迹和麦哲伦航线相仿；来自阿根廷的Debora，现代爱斯梅拉达，旅行杂耍艺人，她和Henrick在云南相遇相爱，但昆明一站后，就会和他奔赴相反的方向继续各自精彩的人生之旅；来自俄国的年轻夫妇，若中国孕妇看到怀胎六月女人的登山包，一定惊恐万分；来自韩国的Jina，24岁辞去了首尔稳定的牙医护士职位，之身奔赴欧洲、中国、东南亚各国，全程名副其实地“穷游”——“沙发客”和“搭便车”；中国女孩小温，和其俄国男友也穷游到了欧洲、中西亚、东南亚，现在在智利教中文，她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在深山老林里、高速公路旁化险为夷的精彩故事。我就是被这么一个每时每刻都充满化学反应的神奇农家小院迷了一个月， 尽管信誓旦旦地帮着“意大利爸爸”摆弄他的花园、工作室，说实话，我什么都没干，一觉睡到12点的闲适农家生活才是重点。但这儿的人，这儿的气氛，特别是我的“意大利爸爸”，让我重新思考自己过去所坚持的信仰及未来将要走的路。
过去三年，学电影一直是我所谓的“梦想”，或梦想的一种具体形式，可梦想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人生满是选择。为什么我那么想学电影？不仅因为我喜欢看电影，专业学习提供了很多拍摄制作短片的机会，让我体会到创造的乐趣，还有就是我渴望身为“商业艺术家”的生活。玩儿电影，在外人眼里总是那么高深莫测、高不可攀，不仅是精神上与世隔绝的高峰体验，更是物质上的名利双收。然而，这里的人们，没多少钱，在国人眼里是“穷打工的”紧巴巴 “ 蓝领”——Jina为了一包小熊饼干都要提前制定好几天的预算，但他们的心却比谁都富足，他们的见识和眼界因旅行而飞跃到太阳的枕边。
Virginia不仅在云南跟着“中加心脏检查”机构做护士，而且代表波兰NGO组织Choice2choose，积极协调联线中国当地政府和NGO组织，期望为云南农村地区做出一些贡献。她租下一个庭院，为当地儿童定期举行活动、教授课程，有很多老外住在才村，他们有时间都会过来展示自己的拿手绝活，比如Fabrizio教绘画和冥想。这是一种我以前听说过却从未融入的随性而充满社会关怀的生活方式。
为何我们一生都要蜗居在纽约、上海这样的城市？为何我们为了那似乎很体面但和消费指数一比就微薄得看不见的工资24小时地挣扎在单位、家庭和地铁里苦不堪言？为何为了房、车和关于这一切的攀比心理，我们要忍受30年的老板、同事的“职场厚黑学”？为何打着“相信爱情”的幌子，我们还要坚守分了无数次手的残破的一纸婚约？为何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被忍受着”？为何我们不能、无力或不愿、不想、不应该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为何在社会资产固定不变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让出一点点精力、时间给弱势群体，给我们自己？总有些时间，可以帮助别人；总有些精力，可以和别人分享；总有些余钱，可以走出去看看别人怎么过日子；总有些闲心，为自己活，哪怕带点私心。“云南行”是我“非洲行”的契机，云南的人、事就是非洲故事的缩影。
这就是复旦给我的，她让我变得更为勇敢、自由、坚强，敢于闯荡、敢于奋不顾身地身体力行。我想出国，只是想看看这个世界，而不是逃出本国、安然移民。谁都会问，你是一个人来的？我说是啊，怎么了，他们就颇有深意地笑了。危险与惊喜，痛苦与感动，爱与恨，一秒内电光火石地转换，这就是我的旅行。一个人，可以全然投入这个地方、和她亲密，就能不顾后果地跳上陌生大叔的摩托，就能无牵无挂地住进陌生老外的家，就能傻乎乎乐呵呵地接过陌生女人的包子。这就是独自旅行的勇气，你才能真正去认识人，而不只是风景。
